大公财经2015年两会策划
大公财经2015年两会策划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图片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3月5日上午9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李克强表示，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7%左右，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
李克强指出，经济增长预期7%左右，考虑了需要和可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以这样的速度保持较长时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就会更加雄厚。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随着服务业比重上升、小微企业增多和经济体量增大，7%左右的速度可以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积极进取、挖掘潜力，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新华网对此发表文章指出：“从‘新常态’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适当下调GDP增长目标，不仅是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向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然过程。因此，7%左右的GDP增长目标，或者是2015年的实际增速都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或将来会出现外媒所谓的‘断崖式衰退’。”
该网进一步指出，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左右，意味着我们将为转型腾出更多空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政府将如何发挥调控的力量，国企改革将如何推进，产业比例如何协调，环保问题的解决如何武装到牙齿，一切都将在政府“自我革命”、经济转型和全社会创业创新潮的激荡中，渐露端倪。
香港经济学者、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梁海明指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是7%左右，而不是外界预测的7%，显示政府更倾向GDP增长目标可在7%以上。
他认为这个GDP目标，显示政府要力阻从之前过度“唯GDP化”转为过度“去GDP化”的倾向。虽然中央领导人曾提出“不以GDP论英雄”，但淡化GDP，并非等于完全不顾经济的发展。
他还指出，经济发展是国家全面发展的基础，无论是就业问题还是社会民生问题，均需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因此，今年的GDP目标，除了是政府要阻止过度“去GDP化”的倾向外，也意味着今年政府将会实施相对宽松、相对积极的宏观政策，促使经济以中高速增长，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发展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评论道，总理此次所做政府报告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总的基调还是稳中求进，主要强调的问题仍然是改革，关于改革的陈述在报告中占据十多分钟，自去年在首次工作报告以来，改革的工作在顺利推进，简政放权，取消行政审批事项达到1700多。从今年的报告来看，这一工作还会继续。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格局 中国经济网马常艳制图
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
600亿丝路基金助力“一带一路”
工商注册登记资料显示，丝路基金注册资本615.25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这也是惟一一个配套“一带一路”建设的专项基金。法人股东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赛里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为金琦，总经理为王燕之，其他董事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商务部、外管局、中投公司、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部门。
2014年11月，在“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一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认为，丝路基金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更大的作用在于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预计，亚太区域未来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8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对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酝酿深刻调整，亚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域内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一带一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展望2015“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将从顶层设计和规划走向逐步落实，为搞活实体经济，拉动内需，扩大对外投资等带来利好。
交通建设
落实“一带一路”，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交通。据悉，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杨传堂在2015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表示，2015年将认真梳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中的重大项目并率先启动。
丝路基金
2014年12月29日，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丝路基金的作用在于，外汇储备将大额出资，投资丝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和互联互通。国家外汇管理局总经济师、储备管理司司长黄国波透露，丝路基金并非援助性的“马歇尔计划”，股权投资更有真实资产作支撑。丝路基金将善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当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及国际多边机构的影响力，将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实现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此外，央行也对媒体指出，丝路基金将有利于加快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组织签署了一系列协定。中国与多国互签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印度、孟加拉国等签订的亚太贸易协定等。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进一步便利化，在2015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将更为紧密。
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
据报道，2014年12月25日至26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和发展部部长阿·伊谢克舍夫在北京共同举行中哈产能合作第一次对话。经过磋商，双方签署了《会议纪要》，初步确定了16个早期收获项目和63个前景项目清单，涉及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能源、电力、矿业、化工等领域。双方商定将抓紧工作，继续磋商，敲定项目清单，探讨合作模式，争取在2015年3月哈萨克斯坦总理来访时见证签署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和一批企业间协议。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东出海”还是“西挺进”，都将使我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五通”。“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中，经贸合作是基石。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必将迎来一个共创共享的新时代。
（本文综合中国经济网、经济参考报、华夏时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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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连续第十二年聚焦“三农”。文件提出，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权，让农村“沉睡的资本”得以“活”起来。
1号文件中还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如何在“双重挤压”下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加速，城乡互动联系增强，如何在城镇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破解这些难题，是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靠改革添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如何让农村“沉睡的资本”“活”起来？不得不关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金融监管等政策措施，推动金融资源继续向“三农”倾斜，确保农业信贷总量持续增加、涉农贷款比例不降低。完善涉农贷款统计制度，优化涉农贷款结构。延续并完善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有关税收政策。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提供更优惠的支农再贷款利率。鼓励各类商业银行创新“三农”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覆盖全部县域支行。农业发展银行要在强化政策性功能定位的同时，加大对水利、贫困地区公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力度，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国家开发银行要创新服务“三农”融资模式，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建设的中长期信贷投放。提高农村信用社资本实力和治理水平，牢牢坚持立足县域、服务“三农”的定位。鼓励邮政储蓄银行拓展农村金融业务。提高村镇银行在农村的覆盖面。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落实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做好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款试点工作。鼓励开展“三农”融资担保业务，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三农”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完善银担合作机制。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鼓励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发行债券。开展大型农机具融资租赁试点。完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强化农村普惠金融。继续加大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等对农村妇女的支持力度。
每年“两会”期间，“三农”话题都备受关注，但根据结合金融、电商与基建等领域的投资热点可推测出，今年“三农”分量会更重。市场也对今年“两会”热点作出积极预测，称“一带一路”、自贸区、环保、三农、京津冀一体化等五大领域必然成为热门话题，并将成为市场资金的追逐标的。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邓聿文
临近年终，前中办主任，现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被宣布查办。加上之前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的周永康和徐才厚，在2014年中央打下了三只大老虎。这说明中央的反腐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反腐，可以说搞得有声有色，雷厉风行，在新领导人推进的各项大业中，成效最突出也最受大众关注和支持。现在，2014年即将落幕，我们不妨对一年以来的的反腐做一个阶段性总结。
一、本轮反腐的特点
本轮反腐成效显著。广义而言，腐败是对公权力的滥用，因此，评判反腐不能仅从抓了多少贪官来论--这是一个主要方面--还要看权力滥用的情况是否得到了遏制，政治和政风是否有所好转。从后者来看，比起十八大前，应该有所进步，这从人们的日常感受可以得知。
虽然国家的权力还掌握在各级官员手里，但至少官员对权力的行使比过去要小心，各种乱作为现象有所减少，政府加强了对权力的公开和监督，官员的工作作风比过去要有好转。这些是众多制度实施的结果，但反腐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本轮反腐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效，与它的特点有关。
特点之一，反腐由中纪委主导，权力上收中纪委，其他反腐机构参与，这避免了多个反腐机构所受到的互相掣肘，尤其是省一级纪委遭到干预的可能。以前反腐，除非是一些特定案件或者官员级别高的案件，由中纪委亲抓外，基本是由省级纪委来主导，这无疑会使得一些案件受到干扰。但此次反腐，中纪委不但主抓中管干部，省级以下的一些大案要案，中纪委也亲自管起来，这大大减少了地方对纪委的干预。所以，本轮反腐常常看到，一个官员上午还出现在公众场合，下午就被中纪委的人员带走接受调查。
特点之二，既打老虎，也拍苍蝇，但以打虎为主。老虎和苍蝇之分，是以官员的权力和级别来衡量的，权大，级别高的，谓之老虎。权小，级别低的，谓之苍蝇。当然，这里的权力大小，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发改委的一个处长，级别不高，但因为他掌握要害部门，权力很大。一般来说，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属于老虎级别，而处级以下的官员则属于苍蝇。至于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则就是大老虎了。由于本轮被打的老虎很多，苍蝇就不怎么受关注了。
特点之三，重点指向周永康、令计划和徐才厚三大贪腐集团。周、令、徐是这轮反腐落马级别最高的三只大老虎，围绕着他们，从外围开始，先剪其羽翼，再直逼核心，直至将其本人擒获。因此，他们先后工作和主政的石油、政法、四川、山西和军队政工系统等成为腐败重灾区。尤其是周，之所以选择这只大老虎来打，除了其确涉及腐败外，还与他在主导政法的10年里致使中国法治倒退有关，他应该为这种倒退承担责任。
特点之四，全面出击。本轮反腐虽然打虎重点围绕周、令、徐进行，但也不是其他行业、地区的老虎就不管。中纪委可谓是哪儿有虎打向哪儿。除了上述重灾区外，江西、云南、广东等省也是反腐重点。
特点之五，一些制度建设也在推进。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做报告时回答常委们的提问曾说，中纪委在每天公布案件，拍苍蝇、打老虎的同时，治本的系统工程已经启动。比如执行八项规定就是制度建设的一部分，除此外，中央还在抓紧修改公务员薪酬、报销制度等，还有对裸官以及官员财产申报的有关规定等，都比过去严格。
二、高层治标，基层治本
反腐在轰轰烈烈地展开，那么，中纪委有没有一个反腐的长远战略思考？目前的高压反腐是否能长期保持下去？反腐如何从治标转入治本？对这些问题，社会十分关注，也在观察。
从当下的反腐节奏以及王岐山在不同场合对反腐的讲话来看，中央对反腐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但对反腐的治标与治本的时间表划分可能不是很清晰，这大概要视当时的腐败状况和程度而定。王岐山曾多次谈到，中国反腐永远在路上，这话的意思很明确，反腐不会停止，除非腐败彻底清除，因为这关系到亡党亡国问题，但这并不等于反腐的治标永远在路上，任何高强度的反腐态势，时间过长都会出问题。
王岐山设想的反腐，要达到的是“不敢”--“不能”--“不想”。所谓不敢，靠的是惩戒，不能靠的是制度，不想靠的是教育，惩戒是用来治标，制度是用来治本，教育是用来固本，三者并用，但目前以惩戒为主，让官员不敢贪。
从王岐山的这个解释来看，本轮反腐有一条清晰的主线，用其本人的话说，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因此，反腐的第一阶段是治标，这也就是中央在这一阶段发起大规模反腐的原因：过去积累的腐败存量太多。在一个腐败无孔不入的社会里，必须有一场雷厉风行、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先把腐败的势头压住，否则，不足以让腐败分子有所忌惮，从而为腐败的治本创造一个好的政治环境。
如果从十八大算起，治标阶段的反腐进行了二年，从效果来看，应该达到了不敢腐的目标。现在明目张胆，敢于顶风作案的腐败分子应该不多，接下来，反腐是不是还要保持和前一阶段同样的强度与节奏？社会对此存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高压反腐虽有必要，但鉴于这种反腐形式自身存在很大弊端，在治标已经取得实效的情况下，反腐应适时启动从治标到治本的转移，从目前的重惩戒转向重预防。而时间点就在现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现在就进行反腐模式的转换，有些仓促，恐怕会引起腐败的强烈反弹，因为制度建设之功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放松反腐力度会使得前期反腐功亏一篑。
笔者的看法是，目前这种反腐力度至少还需保持两到三年，也即在整个王岐山任内都应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打下众多老虎后，需要一个巩固战果的阶段，以防老虎们联手反扑；另一方面也是要给潜在的老虎们发出信号，对反腐不应存侥幸心理，反腐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两年的高压反腐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要看到，这个成果并不是很巩固，存在反复的可能，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透露，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对这部分党员干部，就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这就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未来的反腐力度不减。实际上，在给政协常委做反腐报告时，王岐山就已经隐约透露出了这点，他说，总书记把反腐任务交给他时，他就明白，此事要管五年，也就是说，五年内都必须保持高压态势，治病树、拔烂树，强化“不敢腐”的氛围。
但另一方面，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不等于在具体的反腐方式方法上不可改变，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正如王岐山一再指出的，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与此同时，加大“治标为治本创造条件”的力度。治本是一个系统工程，过去两年出台的一些治本措施，如八项规定，报销制度等，严格地说，其治本意义不大，不能对腐败形成有力钳制，预防腐败，它们充其量只能算治本中的外围措施，制度治本需要出台一些能够直接针对官员权力和财产的举措，让官员“不能”贪。所以，未来三年的反腐整体上还属于治标阶段，但要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加强制度预防腐败的功能。特别对基层来说，是如此，反腐的治本，主要体现在基层。这是因为，无论强度多大的拍苍蝇，是很难将基层的苍蝇拍完的。另外，从中国的政体结构来看，基层主要是执行。目前有一种说法，反腐导致干部不作为，虽然不能将干部的不作为算在反腐头上，但这确是一种事实，而干部不作为主要表现在基层。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观点，在目前阶段，高层治标，保持高压态势，以示反腐决心；基层治本，为反腐的制度转换做准备，并解决不作为问题。
反腐治标和治本的时间表安排，可以使每个阶段的反腐效益达到最大化。从战略本身来说，它需要一个相对清晰的时间表，分阶段推进，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任务、目标和重点。这样做的好处是，目标明确，避免力量分散，从而集中有限的力量，力图达到目的。反腐作为一项战略，自然也不例外。当然，时间表也是动态的，根据实际随时调整，但每个阶段大体有一个时间进度安排。从时间表的角度看，未来两到三年仍需对腐败保持高压，同时推进制度反腐建设，集中出台一批治权和限权的制度措施，标本兼治，两者并重；之后，再用2-3年落实和巩固制度治本，这样，反腐就能进入一种新常态。
三、反腐与政治改革
但治标阶段的制度防腐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加强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反腐目的。如果反腐只是使官员不敢去贪，那可能就没有制度建设的动力，因为治本的制度建设是着眼于预防，要使预防起到实在作用，就必须对权力有真正限制。所以，名义上是为预防腐败的一些制度建设，实则具有限权特点，官员能否因为不去腐败而愿意限制自己权力，给自己套上制度枷锁，是要打问号的。从人的本性而言，不愿自我限权。要限权，就必须有更高的目标追求。因此，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央最终要利用反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笔者认为，这个目标不应是单一目标，而是一个目标束，有短期和长期之分。具体来说，短期最重要的是利用强力反腐，尽快树立中央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即立威。新领导人认为要想干事，干成事，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必须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过去之所以在很多关键的改革上推不动，不是领导人不想做，而是受到太多掣肘，包括领导体制的问题。有鉴于此，新领导人上台后，要想开拓新局面，就必须把自己塑造成强势领导人。反腐是一个好的切入点，能够快速建立起领导人的权威。
反腐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改变党群、干群关系，重建党的群众基础。任何执政党都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中共的群众基础本来是很深厚的，但由于这么多年贫富分化的加剧，干群关系的紧张和官员腐败，导致群众基础出现一定程度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进行了以改作风为主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同时强力反腐。腐败在滥用权力的同时必然会败坏党群、干群关系，腐蚀官员，导致执政党最后失去民心。所以，反腐既能遏制腐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干群关系，改善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这从群众对反腐的支持可见一斑。
反腐的第三个目的，从长远而言，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中国当下的腐败，不仅仅表现为单个官员的行贿受贿这么简单，而是已经形成了集团化、制度化、官商一体化的特点，这从已经被查处的几个腐败大案得到鲜明印证。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官员将管治权力延伸到企业，企业领导则利用资本寻求政治代理人，甚至直接购买各种政治权力，双方把国家的管治制度变成一种合法的超级腐败的权力，官商一体，政治经济通吃，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个寡头，这就是中国当下的腐败状况，它比官员单个的贪污受贿严重得多。因为这种腐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还染指政治权力。故而，凡是不利于、有碍于此种腐败的，都是他们要反对的。最近十多年的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根源就是遇到了这些腐败集团的强力抵制。它们表面上以经济寡头的形式出现，背后都有强大的政治权力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就是反寡头，只有将这些大大小小的寡头都反掉，改革才能取得进展。为此，没有一个强硬而持久的反腐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反腐只停留在将一个个经济寡头打掉，而不进一步改变背后的政治结构和生态，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实中的经济寡头一般都是国企，国企是一个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地方，而且还有意识形态的保护。将腐败的国企领导拿下，虽然有助于改革的推进，然而，若不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改革审批和规制权，下放和取消政府不必要的权力，他们还是能够随意干预企业的。而要改革国企背后的政府权力结构，就不单单是个经济改革的内容，甚至也不是行政改革的内容，必然涉及到政治改革。没有进一步的对政治改革的推进，就不可能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改革的决定，对国企改革的力度还是很大。但从目前来看，国企改革的进展并不如意，很大原因在于，国企不仅仅是一个混改问题，而必须有背后的治理制度的重构跟进。四中全会作出了依法治国的决定，但真正落实这个决定，是要很长时间的。所以，反腐只停留在反利益集团，而不反背后的政治结构，将不彻底，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去反寡头。
四、反腐的制度建设
反腐的制度建设取决于前述反腐目的，尤其是政治改革。若政治改革的力度大，制度建设会相对完善。从应然的角度看，要使得官员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杜绝腐败，除了加强和完善执政党党内法规的建设外，还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严格厘清公权与私权边界，降低公权对经济社会资源的直接配置权力，压缩公权的自由裁量空间。边界以外政府无权插手，边界以内政府的运行也须公开透明。腐败滋生的一大根源是政府管得过杂过宽，政府通过审批、资格准入和价格管制等手段来调节和控制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经济和社会活动，因此，要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就得消减政府权力，将一些可管可不管的事情交由市场和社会组织去行使，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作用范围，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为此，可考虑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信息公开法”、“行政组织和编制法”等法律制度。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要解决的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问题、约束行政决策权；信息公开法则偏向将公权力活动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需要提及的是，作为一项防范腐败的基础性工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既可以放在信息公开法里，也可以单独立法，但必须要尽快出台；而行政组织和编制法旨在确保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以实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上述几项法律就是强化对公权力及其运行的制约。
二是激发外部监督，用法律保障公众对反腐的参与。反腐的制度建设，既需要顶层魄力，也需要公众参与。在网络时代，技术的发展给公众提供了参与反腐的手段，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公众的反腐诉求，国家如何从制度上去满足公众的诉求，保障他们的反腐积极性。所以，有必要为民间反腐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建立一个制度平台，用法律去保障包括新闻舆论和网络在内的对权力和腐败的监督。
三是建立预算民主制度，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法定。预算民主指的是在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等整个过程体现人民的参与和决定权。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其整个预算资金的支出都来自于纳税人缴纳的税费。因此，如果能做到预算公开，人民有权参与预算的编制和监督，即从政府预算上卡住政府之手，缩减政府规模，以及官员对预算资金的随意支配，那么，对转变政府职能，抑制腐败，会起到积极作用。
四是整合现行反腐机构的职能，进行反腐机制的创新。要遏制腐败，反腐机构本身也要改革。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反腐机构，但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并没有使它们的作用都发挥出来。需要对反腐机构自身的职能和机制进行整合，改革权力监督体系，强化权力的制衡性，做到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利益上实现分离，只有这样，监督才有可能。按照这样一个权力制衡的逻辑，当下首先要把执政党主管反腐的机构--纪委从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解放出来。党的纪委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这客观上造成了对“一把手”监督难问题，应将目前的双重领导改为垂直领导为主，纪委的人财物不受制于地方政府，将大大加强地方纪委对党委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和约束。目前这一步正在迈出。其次，将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固定化和制度化。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中纪委的巡视制度，巡视在此轮反腐中功不可没，应该使之制度化、常态化。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最近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执政党一场输不起的斗争。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必须穷尽一切办法反腐，做到有立场、有目标、有重点。只有努力形成一种使当权者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必腐败的社会局面，整个社会才能清明起来、健康运转。【全文下载：Word Pdf】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大公网评论员 王俊
从“干掉”的中管干部数量上来说，中纪委2014年的业绩基本与2013年的31位持平，但在稳增长的同时，提质增效明显，与中国经济增速类似。这是因为王岐山主政的中纪委今年拿下的“老虎”中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这4位国家级官员。
事实上，中纪委“打虎除害”还有着明显的官场“蝴蝶效应”，即影响着党政军一线执政团队的“新陈代谢”：当中纪委的利剑挥向身居关键岗位的“老虎”们以至于“官不聊生”时，后续的联动补缺程序随之启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不同梯队官员向上螺旋攀爬的速度。
在将被斩杀的“老虎”数量提升至创纪录高峰的同时，中纪委也轮番“自我改造”以提升办案执纪问责的效能：不到2年内，8位中纪委副书记换血四分之一，4位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全部换班；升格副书记职务等级；增设专职“打虎”的纪检监察室；组建高配部级官员的组织部、宣传部……
“中纪委'打虎'，忙坏中组部”
十八大后，“史上最强”中央纪委团队通过上斩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下擒省级纪委副书记的杨森林等数量和官职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老虎”们，在不断强化、优化纪检团队执纪问责、监督办案能力的同时，也以清理“蛀虫”的方式净化着中国的政治生态。
当问题官员被中纪委拿下之后，那些之前被“蛀虫们”占据着的关键中管职务就形成了空缺，需继任者去填补。由此形成一个与官员届龄退休引发的后续调整类似的联动调整链：A官员落马，B官员补缺，C官员补B官员的缺，以此类推的联动调整甚至可以传导至最基层的党员领导干部。
众所周知，在十八大前的人事调整中，官员届龄退休或交流任职引发的后续联动调整占到相当大的比重。而在十八大之后，随着中纪委不断发力、落马中管干部数不断创新高，前任落马、继任者联动补缺调整的案例越来越多，以至于坊间以“中纪委'打虎'，忙坏中组部”来打趣这种“新常态”。
这种人事调整模式最典型的案例无疑出现在今年的山西。当4名山西省委常委杜善学（副省长）、聂春玉（秘书长）、陈川平（太原市委书记）、白云（统战部长）在今年6月、8月先后被中纪委“干掉”后，中央在9月底一次性“空降”了4位补缺人选，即吴政隆、孙绍骋、王伟中、付建华。
这4人同时入晋后势必引起或将引起重庆、山东、科技部等地方或中央单位的后续人事变动。譬如，11月底的山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一次性任命菏泽市委书记于晓明、省公安厅长徐珠宝2位厅官为副省长，从而填补上了孙绍骋、邓向阳外调后的副省长职数空缺。于晓明升任副省长后，其菏泽市委书记拟交接给菏泽市长孙爱军，而“70后”孙爱军的市长职务则交接给市委副书记解维俊，解维俊的市委专职副书记这一副厅级职务也将按程序交接给继任者。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任落马、继任者补缺这种案例一段时间内集中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时，会形成“共振”并引发更高层级的人事联动，由山西“塌方式”腐败牵动的山西、吉林、农行“一把手”同步换防即为典型案例，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极为罕见的案例，即使2001年令狐安因李嘉廷贪腐案而引咎辞任云南省委书记也不能与之“媲美”。
在这个2014年最为引人关注的省级人事调整案例中，袁纯清回京担任二线正部级职务，王儒林入晋救火；巴音朝鲁顺位接班，接替王儒林升任吉林省委书记；农行董事长蒋超良“空降”吉林，接替巴音朝鲁任省长；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调入农行，接替蒋超良任董事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落马、补缺的联动调整一定程度上还会加速不同梯队中的官员向上螺旋式攀爬的速度。譬如，2011年通过吉林省政协主席晋级正部级的巴音朝鲁在2012年底获任吉林代省长而重归一线执政梯队后，在2014年再次更上一层楼，接任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从而将吉林省“四套班子”正职都轮岗一遍。
而翻看其官方简历时不免感叹，早在1998年45岁时就通过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晋级部级官员序列的巴音朝鲁（1955.10），在此后的13年中竟一直在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浙江副省长、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吉林省委副书记等副部级职务上砥砺。
王岐山打造“史上最强”中纪委
2014年10月25日，在十八届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刘金国当选中纪委常委、副书记。至此，十八大后的2年时间里，作为王岐山打造最强纪检团队战略目标的一个环节，2012年11月后调离中纪委的2位副书记的空缺陆续获得填补。
刘金国这次补缺的是外调全总党组书记的李玉赋，与杨晓渡在今年1月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获增选为中纪委常委、副书记补缺王伟类似。2013年4月调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的王伟，是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8位中纪委副书记中首位调离中纪委的正部级官员。
王伟、李玉赋之外，十八届中纪委还有一位不驻会常委在今年12月之前调离，即“外放”北京军区担任同为正军级但相对二线的政治部副主任的刘滨少将。刘滨在2012年11月以解放军总政治纪检组长、总政党委委员、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身份入选中纪委委员、常委。
作为8位中纪委副书记在短短2年内更换四分之一的人事调整的后续，2013年9月上线并一再揭开中纪委“神秘面纱”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陆续撤下王伟、李玉赋的简历，并将杨晓渡、刘金国的官方简历更新到网站的“信息公开-机构领导”栏目中。
惹人关注的是，中纪委监察部网站2014年1月20日发布的杨晓渡简历时还首次低调披露了一条鲜为人知的信息，即中纪委副书记这一职务在十八大后已由之前的副部级升格为正部级。
这是因为，之前是副部级纪检干部的杨晓渡在2014年1月15日获增补为中纪委副书记之后，其官方简历并未在中纪委副书记职务后加括号明确其为正部级，与黄树贤、吴玉良、张军、陈文清等人早年在获增补为中纪委副书记后的第二个月明确为正部级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意味着，中纪委监察部内设机构在十八大后的两轮调整中，中纪委副书记职务同时升格，由之前的副部级升为正部级。
与卸任中纪委常委职务的王伟、李玉赋、刘滨不同，中纪委唯一的女常委黄晓薇今年所兼职务虽然出现了调整，但却是更为吃重的“救火队长”。2012年11月以监察部副部长身份入选中纪委常委的黄晓薇在今年山西“塌方式腐败”案件浮出水面之后，于9月底“空降”山西省纪委掌舵，从而成为继2013年接掌上海市纪委书记的侯凯之后第二位身兼中纪委常委的省级纪委书记，身兼特殊使命。
除副书记、常委之外，作为8600万党员行为的最高监督机构，中纪委监察部多个核心内设机构或派驻机构的一把手在2014年也经历了大幅变动。譬如，继中央巡视办主任黎晓宏等人之后，早年在北京市政坛成长的官员肖培、崔鹏、赵凤桐等人纷纷“转战”纪检系统，其中，肖培出掌中纪委宣传部长兼发言人，原任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委会主任的崔鹏调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赵凤桐卸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秘书长并转任中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操刀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总后勤原副部长谷俊山、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杨金山、四川省军区原政委叶万勇等解放军昔日高级将领案件查办工作的中央军委纪委的领导班子，在十八大后尤其是今年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换血，释放了军队反腐走向纵深的信号。
这个在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双重领导下的机构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维持着的“一正四副”书记构架，其中负责纪检工作的总政副主任任书记，负责党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总政纪检部长、总后副政委、总装副政委任副书记成固定模式，其中总政纪检部长还同时是中纪委常委。
自2013年夏至2014年冬，军纪委4位副书记已全部完成换班：中纪委委员刘生杰2013年夏接替届龄的刘晓榕任总后副政委兼军纪委副书记，中央候补委员乙晓光2014年夏擢升副总参谋长并从退休的侯树森接过军纪委副书记职务，刘滨在12月之前“外放”北京军区；中纪委委员柴绍良在2014年冬由成都军区调入总部接替改任第二炮兵政委的王家胜出任总装副政委兼军纪委副书记。【全文下载：Word Pdf】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
大公网记者 严雪
2014年中国外交深深打上了习近平风格的烙印，引起了全球瞩目，也引发了诸多关注与解读。
大公网记者严雪，适时采访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外国学者：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太平洋论坛主席拉尔夫·考萨和中东外交学者乌米特·阿皮拉恩。考萨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深研究员，阿皮拉恩则代表了土耳其等新兴国家青年学者的看法。两人在各自领域都有所建树，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
下面是这两位专家评价“习式外交”的同题采访。
大公网：2014年，中国承办了APEC峰会，又获得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权。国际媒体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与习近平的外交风格分不开。您认为如何定义习近平的外交风格？主要的内容和表现都有哪些？
拉尔夫·考萨：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的主人翁风范获得了世界的赞赏，他展现出一种新型的中国领导风格。他的各种建议，如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银行，显示中国正在稳步向前，发挥更大的领导角色，而中国已经主办的APEC会议和将要举办的2016年20国集团（G20）峰会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当今世界仍在等待习近平完全展示出他的外交政策和措施，从而评估他的领导风格和其风格背后的实质。
乌米特·阿皮拉恩：首先，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外交风格和他的几位前任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按照管理理念来解释，那就是习近平像邓小平一样，是一个变革型领导者。习近平的前任则是事务处理型的领导人。
这二者的区别是，事务处理型的领导人一步一脚印做出正确决策，改善中国的环境，将中国从一个贫穷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段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奉行的是“韬光养晦”。
与事务处理型领导不同，变革型领导行事更加积极主动，通过实施新的想法努力从组织内部进行改革，鼓励创新的思想来解决问题，不盲从潮流，努力塑造适于自我的战略环境。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符合这一变革型领导者身份，他正在试图为中国国内建设和全球影响力贴上“国家治理良好”、“中国梦”和“新丝绸之路”的标签。我特别要指出来的是，他已经访问过世界上所有的大洲了。
习近平主席巧妙地将国内外公共外交和他本人联系起来。他是中国的第一个外访时定期在其他国家媒体发布文章和接受采访的中国国家主席。通过这种方式，他访问期间直接与东道国的人分享他的想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中国梦”概念，在他的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彰显了中国的雄心。换句话说，从习近平的外交中我们看到，“中国梦”不仅是有利于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需求。我想引用习近平发表在斯里兰卡的《每日新闻》上的文章标题，“让我们成为合作伙伴，追求我们的梦想”。
同样，我们还记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样的口号让我们抛开国界的概念，不再只是中国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等等一个个个体，个体需要整个世界的和平环境，需要“同一个梦想”、“和平崛起”。这样的态度也可以帮助中国在外交上对抗西方 “中国威胁论”的担忧。
除此之外，他的迷人的、时尚的妻子--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女士陪同他去外国访问，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面貌和形象的好机会。
大公网：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外交产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对朝鲜核问题更加务实、对国际事务参与度更高。您如何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与习近平意志的关系？这些变化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世界对中国外交都有哪些期待？
拉尔夫·考萨：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作用很明显，例如习近平在北京APEC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和会面被视为中日关系正面转变的信号；再如他似乎对朝鲜也越发强硬（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这是战术的改变还是根本的态度生变）。而另一方面，北京似乎对于某些问题，以及对某些地区的态度上，较之前更加坚定，如南海问题，因此中国的邻居们也很担心习近平的行为，与他友好的话语不相匹配。
乌米特·阿皮拉恩：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概念出发，朝鲜问题比其他国际问题例如伊朗核问题对中国更加重要。
首先，朝鲜是中国的邻居，且在中国外围的第一圈。因此，朝鲜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利益。特别是自从邓小平领导中国后，他意识到一个不稳定的东亚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无核化，成为了中国和东亚国家共同的目标，且这个目标必须通过对话和谈判来实现。所以，习近平呼吁各个国家恢复朝核问题谈判。
在另一方面，涉及到其他冲突地区、不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时候，中国就没有那么积极地发挥更多的作用了。不过，中国还是在寻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同时作为非西方力量，中国还希望重塑以多极化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我认为中国应该与非西方世界的和平力量合作，对抗当前世界霸权秩序。我相信中国外交的变化将有利于平衡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对抗世界霸权。
大公网：中国外交最近强调经济的力量，比如习近平倡导亚太自贸区、主推高铁外交等。有一种说法认为习近平有能力使得今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的。您怎么看？
拉尔夫·考萨：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而对于这个问题，同样也要两面看待。中国不仅用经济“胡萝卜”来帮助一些人，还要使用经济“大棒”威慑一些人，所谓经济“大棒”就如利用稀土等经济手段。过去这些年来，中国在宣扬经济与政治分离的重要性，但这种情况似乎正在改变。这样做必须仔细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带来的阴影，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影响。
乌米特·阿皮拉恩：国际政治的规则，就是所有的国家追逐着自己的利益。当然习近平也会利用他的机会和工具来实现政治目标。那么，美国是否关心中国、土耳其、日本的利益呢？当然不。但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跟自私划等号。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政策不应该“零和游戏”。我的意思是，你的所得不应该是别人的所失。正如上面我们提到的，习近平在斯里兰卡的每日新闻上的标题，“让我们成为合作伙伴，追求我们的梦想”。
习近平主席的意思，我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赢或输我们都一起承担。
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也深深认同这一点。例如，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亚、中东国家，包括我的祖国土耳其，对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的项目那么积极支持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会赢，所以我们也会赢。
大公网：包括《时代》周刊、《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最近对习近平的报道非常多，他成了杂志封面和焦点人物。那么据您的分析和观察，您所在的国家和社会对习近平形象是何种评价？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何种心态？
拉尔夫·考萨：我认为大多数人认为习近平主席是一个强大而有能力的领导人，他身上有很多受人尊敬的领袖特征。人们都在关注，他将带领中国朝哪个方向走。他的反腐运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了这个举措的重要性。而同时也有很多人担心，中国人的个人自由有所倒退。有人说他给出的是向左的信号，而实为向右转。不过也有人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所以可能没人知道他真正在前往哪个方向。
乌米特·阿皮拉恩：你知道的，我来自土耳其。实际上，目前习近平在我的国家还没有如此大影响力。
首先是因为，土耳其地处小亚细亚，这是世界三个最热门地缘区域之一。如你所知，四年来，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社会动荡，土耳其也为这些地区投入了不少努力。因此，我的国家的人民更多关注中东地区的情况。当然，崛起的中国吸引了我们国家的注意，特别是中国的新一任的多彩风格的领袖和他的妻子。
2012年2月20日至22日，习近平在成为国家主席前曾访问土耳其，引起了土耳其人民和媒体的极大兴趣。但随着叙利亚危机的加剧和ISIS问题的凸显，被周边深深困扰的土耳其人、媒体，也就无暇顾及到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不过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现象，中东正常化后我们的人民和国家会把更多的关注投入到这个东方大国。
大公网：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分别出现了新局面。能具体谈谈您对这三类外交关系的看法吗？根据您的预测和判断，未来数年这三类关系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变化？中国外交可能遇到哪些挑战？
拉尔夫·考萨：首先说中美。我欣赏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试图建立两个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型”大国之间的关系，这层关系不会致使两国发生冲突，而是基于彼此之间的竞争合作和管理。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两位领导人达成一致的语调，就像此次北京中南海版的“庄园会晤”，他们必须继续和深化这一努力。
对于中日关系，我也认为“习安会”是中日缓解的重要的第一步，但还必须做更多的功课，去找一个真正的双赢方案，维持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良好关系。
至于中俄关系，我一直将其视为“临时婚姻”--双方合作利益显而易见，特别是西方试图制裁俄罗斯这一背景下。但我也看到双方关系潜在的挑战，尤其是在普京试图恢复俄罗斯在中亚的统治的同时，中国在该地区存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普京总统倾向于干涉别国内政，例如乌克兰；而他们的其他邻居也担忧北京。
乌米特·阿皮拉恩：实际上，我们应该把中美、中俄双边关系和中日双边关系区别来看。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习近平之前的几位领导人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把中国从贫穷落后过渡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是习近平在大国关系的处理上与他的前任有所不同。冷战结束后，世界体系的基础是单极系统，但是经过10年已经变成多极化。我认为，习近平作为变革型领导者不希望只看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而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以更积极的为世界的政治秩序与和平做出巨大的贡献。习近平已经呼吁，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他说“中国必须有中国特色的合作伙伴”。同时，习近平希望建立基于多极世界的大国关系，不是G2和G3。所以我认为这两个点是理解中俄美三边关系的重要前提。习近平已经意识到，历史性的权力矛盾的冲突，所以他称之为“新型大国关系”。
另外，让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乌克兰争端、伊朗核问题，我们看到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与各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并成功地调节了各方矛盾。因此，中-俄-美三边关系可以有一些小摩擦和争端，但我相信不会发展成为很深的危机。
然而中日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不幸的是，中日关系总是在历史的阴影下。在刚刚结束的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和安倍僵硬的握手也向我们展示出：中日关系将不会是那么积极的，至少在短时间内不会。【全文下载：Word Pdf】
2014年12月26日，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梁振英。
大公网评论员 宋代伦
2014这个马年即将过去，这是颇不平静的一年。聚焦到香港，告一段落不久的“占领中环”运动搅动了整个都市。“占中”就像一面放大镜，把各种平常或明或暗的矛盾都放大给人们看；也像哈哈镜，以变形的方式刺激人们的各种感官。
而往前推两个马年，即1990年，这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基本法》。那时候距离邓小平与撒切尔展开谈判已过去了七年多，而距离香港回归也还有七年多。正是在这个缓冲期的背景下，《基本法》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后诞生，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大法。而包括“占中”在内的各种政治运动，无不围绕这个小宪法而衍生开来。
可以说，占中运动是香港问题变形极化的展现。香港问题，在《基本法》框架下，是宪制问题；在政治运动视角下，是政治问题；在内地与香港的频繁交流下，也是社会问题。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历史地发生着。这一切创造着历史的同时，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支撑。因此，观察香港问题，不妨先谈点历史。
东西之间的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从来就不是香港本身的问题。无论在港英政府时期，还是回归后，香港从来都是在东西方大国间的博弈中一路走来的。
1842年后，英殖民者并非采取强殖民化手段，更多是一种放任自流、统而不治的态度，所谓“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点”。因此，香港获得了比其宗主国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发展空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格局中更为凸显，香港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香港也扮演着东西方交汇碰撞前沿阵地的角色。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就开始在香港展开统战工作，例如1947年在港成立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中联办前身）。到中英谈判之前，中央的对港政策基本可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维持现状”。1950、60年代因为内地经济建设曲折、政治运动不断，香港也迎来了历史转折。一方面是内地出现了大逃港现象，另一方面文革波及香港导致了“六·七反英抗暴运动”，导致香港社会出现大混乱。运动被镇压后，港英政府也开始调整治港思路，缓和已经积累过度的社会和民族矛盾。
一方面，港英政府通过“洗脑赢心”工程建起了一套西方话语体系，种下了香港社会反共反中氛围的根苗。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通过各种手段让更多本地华人参政议政，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将之概括为“行政吸纳政治”。这套手段有效整合与稳定了香港社会。1971年港督麦理浩上台，又大力开展行政法律社会等全方位的改革，史称“麦理浩新政”，使香港面貌焕然一新。港英政府利用上述这些组合拳，基本上赢得了香港的民心。这也不难理解今天的香港不但在事实上仍有浓重的殖民色彩，心理上仍或多或少怀念港英时期，对中共和特区政府有抵触情绪。可以说，香港在法理上回归了，但在政治认同和大众心理上，仍是悬浮、撕裂状态。
1980年代起，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中英谈判开始，香港回归提上日程表。但在回归前的过渡时期，却发生了很多之前没预料的事件。例如中国内地在1989年发生了政治风波，继而推行市场经济政策，整个政经走向发生巨大转变；香港政坛上，借助内地政治风波和彭定康1992年出任港督后的大力培养，香港的泛民主派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中央也在培养爱国爱港力量，也即今天亲建制派一方。此外，彭定康在政权交接关键时期却大搞自己激进的政改计划，严重背离了《基本法》精神，使得在回归前又制造了一次从上到下政治共识的破裂。
这些回归前过渡时期发生的事，连同毛时代中央、香港、英国的互动关系，一同构成了香港回归后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历史大背景。
矛盾的五重奏
最新的民调显示，有七成二的受访者不满意香港当下的政治环境，六成五对民生状况没信心，认为这与占中的发生、社会就政制发展的纷争进一步升温有关。这次“占中”运动，可以说是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如开头所言，它像一面放大镜，把各种矛盾都放大给人们看。笔者今年国庆期间在香港逗留现场观摩了四五日“占中”。结合实地观察与各路媒体的追踪，大约可以梳理出五重矛盾：
首先就是“占中”群体内部的矛盾，或者说是香港反对派的内讧。表面而言，这次占中主要有五股势力领导或参与：策划发起的占中三子、香港专上学联、学民思潮、泛民饭盒会（一个泛民议员间的议事会）、热血公民等本土激进组织，再加上被鼓动起来轮流“开展工作”的广大学生和市民。事实上，“占中”从一开始就跑偏了：双学先后搞罢课与政总广场抗争，打破占中三子原先计划，占中变成了占钟（政总所在地金钟）。而和平争取真普选也逐步沦为无组织的暴力抗争。多头势力都称自己在领导，其实也就是无人真正领导。
结合笔者现场观察，这些势力中，“学民思潮”和“热血公民”等组织最为激进，学联次之，占中三子等发起人再次之，而“泛民饭盒会”中既有梁国雄这样激进的，也有较为温和的。总之，反对派中间的政治立场同样相当复杂。但显而易见的是，戴耀廷等中老年们被一帮热血青少年给抢班夺权了。
不过占中势力内部虽然也有如此分歧，但他们的一个总目标仍是稳定的，即对抗香港基本法、对抗全国人大决议、要求实现所谓真普选。这就牵扯出香港第二个主要矛盾，即特区政府与立法会间的矛盾。香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自然是立法会中的泛民阵营。他们在彭定康时期势力和席位一度超过亲建制派。97年回归后，亲建制派力量逐步上升超过泛民，形成了现在立法会议员建制43比泛民27的格局。虽然比例上前者占优，但因为政府想实行重大法案、政策，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议员通过，所以至少还要争取四名泛民议员通过。但泛民阵营往往很团结，往往采用“拉布”等手段阻挠法案政策的通过。如果建制派还有人倒戈，则是雪上加霜。
但这并非没有先例。2012年9月梁振英刚上台不久，双学组织联合反对派抵制“国民教育科”，至今没有下文。2003年基本法23条也没有通过，除了反对派群起抵抗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党党魁田北俊在其中倒戈，致使23条至今搁置。而23条没有通过，也直接导致美国民主基金会与黎智英等外部势力能遥控占中运动，而又免除法律指控。从香港政治顶层设计来看，这也是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造成的议事成本无限消耗。在政改第二轮咨询即将开始之际，立法会内部是否能把共识往前推进一点，行政与立法机构间的龃龉未来能否消减，直接决定2017年能否有普选。否则，反国教、反23条等抗争剧目还会重演。
第三重矛盾，则是香港社会民众间的彼此对立极化，并通过这次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娱乐界有王晶与黄秋生等人因政见不同绝交。这个似乎成为从香港到内地逐渐开始时髦的一种朋友断交的理由。而普通香港人间因为“占中”而意见相左而互相肉搏，占中期间报纸上各种大照片我们都看到了。再加上香港的各路媒体通过传媒手段将视觉和声音的放大与变形，这种互动作用之下，香港社会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有报告称，97年回归后示威活动从最初的1000次增加了6.5倍，到2012年达到7500次，香港已成为世界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伴随而来的则是香港的竞争力开始被上海、北京、深圳等内地城市赶超。
第四重矛盾则是香港大众社会与港府、资本的矛盾。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占领中环运动并非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早在2011年10月，为响应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香港一些群体也自发在中环一带开展了货真价实的“占领中环”，但因为未形成社会效应在占领了9个多月后收摊。但那一次占中的主题口号是“反对资本主义”。有人会问了，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居然会有人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早已经是个普遍现象。如果观察97年以来每年的“七一大游行”的主题，不难看出香港社会对现行体制的不满：2000年开始，“七一大游行”的主题除了要求普选外，还涉及诸如反对官商勾结、打倒金权政治、打倒地产霸权、贫富悬殊、改善民生等等，当然也要求特首下台。但是平常大家忙于揾食（工作），无精力表达意见，只能在每年七一的时候发泄一下。
这些游行的主题，基本能反映现在香港社会的不满在哪里。香港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结构，在维持表面繁荣与稳定的同时，暗藏着各种不稳定因素。这里提供几个数据，香港现在最有钱的10%的人占据77%的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53，近一半的人口月薪在14000港币以下，超过100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香港总人口已逾700万，人口的剧增，在这个拥挤的环境下，生活条件比以前反而下降了。香港的官商一体也在逐渐固化，广大民众普遍感觉整个香港的走势并非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而是一小部分人在操纵。因此，香港的反权贵的民粹主义倾向，也开始愈演愈烈。但资本主义体制看上去如此不可撼动，香港市民也就只能选择频繁示威游行的方式表达不满了。
中央对港政策看过来
还有第五重矛盾，也是最核心的，就是香港作为一个经济体也好、特别行政区也好，与中央、内地的矛盾。这种矛盾，比前面四种矛盾的历史根基都深，是最为持久、也是最难消解的。可以说，第五重矛盾即是对前面各重矛盾的集结呈现，又反过来在激化以上各重矛盾。在社会层面，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内地客与某些香港市民因各种鸡毛蒜皮闹得不可开交，更别说双非孕妇、奶粉等纠结了。而在宪制层面，则是以香港反对派为代表的与中央在基本法态度上的分歧。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既不是一般意义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为香港有自成一套的制度和基本法的宪制结构，所谓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但也因为《基本法》是脱胎于中国宪法并经全国人大通过，其合法性又来自于中央的授权，因此又绝不是主权之间的关系，两制又归于“一国”。这是一国两制最直白的解释。
基本法中“政治体制”一章单独把行政长官作为一节，并用了相当大的篇幅阐释。第四十三条说，香港特首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请注意，基本法规定香港特首的双负责制，而且是中央在先，特区在后。一国两制虽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一国和两制孰轻孰重，在基本法里已经明确。
正因为《基本法》作为香港根本大法，在许多条目上并未更进一步展开，所以给了各派别解读和乱读的空间，矛盾和分歧就此产生并堆积起来。这其中，反对派的掣肘当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这里我们也可以从中央、港府和亲建制派一方找找原因。
前文已述，中央、港府和亲建制派间也有矛盾，但基本面可控，都是希冀按照人大决议推进香港双普选的。但问题在于，因为一国两制，中共在香港没有直接参选、治理的法律效力，而是通过中联办、港澳办等机构，以及特首定期进京述职等机制间接地发生联系。另一方面，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阐明，“一国两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前者问题基本解决，而后者目前看来确实出现了困难。
如果从回归以来宏观层面看，中央对香港的全方面支持，确实让香港繁荣稳定的基本盘保持住了，这从港资到内地不断投资、中资在港发展，以及内地游客和学生赴香港旅游、学习人数的倍增等都直观可见。六月国新办发表的《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全面反映了这些。
但就香港本地市民而言，他们似乎没有感觉到这样的繁荣与稳定给自己工作和民生带来多少福利。香港是个本地认同非常强烈的地方，尚没有完成良好的国族认同，许多市民仍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这和最近澳门回归十五周年民调超过80%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形成鲜明对照。因此，香港市民对本地的利益增减非常敏感，并把自己的利益受损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央的对港政策，强化与中央对立的情绪。
香港《明报》之前有篇评论认为，对北京的决策者来说，敉平香港占领易，收服香港人心难。关键是在近三十多年“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指导下，对港政策表现出来偏向走上层路线，倾向工商资本和专业界别，对香港中下层民众则较少照顾，以致中央最拿手的群众路线和工农政策被淡化，自然离香港基层和新一代青年的距离就疏远了。
其实，这并不只是中央对港政策的问题，中央对台政策同样有类似问题。而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尤其是1992年十四大以来的政经思路，也基本如此。此外，梁振英在占中期间接受媒体采访也承认，回归以来因为花更多精力搞经济，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和心理引导关注不多，这也能部分解释这次占中运动中为什么参与主体是青年人。当前香港问题的各种纠结，是中央、港府、亲建制派，反对派及外部支持势力，以及许多香港市民的各种不满这三种力量共同编织的。
未来怎么办？
笔者不是预言家，无从知晓香港未来向何处去。但挖掘下历史数据，我们清楚地看到，香港对于中国内地的重要性其实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是香港内耗造成的，另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内地十多年来的急速崛起。一个通常引用的数据是，97年香港回归当年的GDP占内地的20%，现在降到3%以下。而之前提到的竞争力指数也说明，香港从之前作为内地对外交流的桥头堡，开始与内地抱团取暖求发展。
比如11月17日开锣的沪港通。当天的成交量限额提前完成。但开通一个月后发现，买沪股的收益远超港股，成交量自然也是更多。个中原因其实也简单，内地经济处在上升期，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而香港处在政改棋局的关键步骤，至少到2017年都是高风险期。
比如最近批复的广东自贸区，很多人认为这是广东在继续抱香港大腿的节奏。但未来可能的趋势是，香港在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角色将逐渐成为一个区域城市群中的重要城市，而非特别行政区高高在上的地位。
又比如最近开通的贵广、南广高铁，使得最近粤桂黔三省区的一二把手在贵阳召开建设高铁经济带工作座谈会，共商三省区合作发展大局。那么，看到内地区域间抱团取暖正劲，香港如何与这些地缘亲近的兄弟省区开展合作，以跟上时代的脚步？未来港府在整合香港上下共识上还需下大气力。
当然，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中央对港政策的调整，这又影响到港府大的施政方针。最近，习近平与梁振英一周时间内在澳门和北京两个场合分别会面。频繁的会面也说明，后占中时代的香港，气氛已然大变，中央意识到香港问题到了必须重视的时间。习近平在北京与梁振英会面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推动政制发展“应该符合本地的实际，依法有序地推进；应该有利于居民的安居乐业，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这个“三个有利于”，让我们很自然想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提出的，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背景和指向不同，但主旨是同构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民生福祉。中央和港府在未来都需要改变之前过于亲工商、专业界别的思路，把“三个有利于”全面落到实处。因为香港政改不是为了进一步地政治化，最终还是为了改善广大市民的福祉。
最近一个比较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港府日前推出《长远房屋策略》，准备在未来十年开始新一轮公屋建设大计。但因为缺乏资金，因此需要政府和民间共同注资完成。其实在这之前很长时期，港府的公屋建设都处于停摆状态。但反对派依然在其中作梗。不过，有学者认为，“有策略点都好过无”，但是立法会能否审批通过又是难题了。因此，目前仍是喜忧参半。
至今长远的未来，香港能否改变目前这种地产金融垄断的不合理经济社会结构，强化产业的多元化，培育一批又能带动就业又能产生实在价值的产业，在经济表面繁荣之下真正谋大多数的福祉，也是未知数。总之，本文展现的五重矛盾，可见的未来仍将伴随香港政改道路左右。2015年的香港，或将继续波诡云谲。而习近平，也将迎来执政期间最棘手的一场考试。【全文下载：Word Pdf】
2014年2月18日，习近平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马军
马英九是带着9%的超低民调进入2014年的，在前一年的最后一季，因为不知何故发动“九月政争”，马英九不仅在反对党那边得到了一个“当家闹事”的骂名，其党内的威望也消失殆尽。政争的另一方，国民党籍“立法院长”王金平站在了民进党一边，即使国民党仍然占有“立法院”的绝对多数，马英九的政策依然无法顺利推行下去。
民进党是一个团结的在野党，为了阻挡国民党的政策，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平时风度翩翩的“立委”可以不择手段地占领主席台，拥有国会警察权的王金平对此却不闻不问。国民党“立委”虽然人多，却也始终没人愿意为了党的政策和尊严与民进党肉搏。
控制不住“立委”的马英九无奈只好以生硬的党纪要求同党“立委”们为自己的政策护航。尤其是在2013年末至2014年初，谈判过程并不透明、内部条款问题重重的两岸服贸协定被马英九送到了“立法院”。朝野两党攻防撕扯八个月后，数百大学生看不惯马英九绑架党内“立委”的举动，于3月初占领了“立法院”，台湾人积攒了几乎整十年的怨恨，在2014年初彻底爆发。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登陆访问，两岸关系正式破冰。随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蓝营大佬纷纷登陆。两岸关系的解冻为台湾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和经济的利多，大陆也试图以经济交流促进政治和解，一时之间双方你来我往你情我愿，经济交流的你侬我侬。
十年之后，台湾人突然发现，被国民党政府吹嘘经济灵药的两岸交流并没有显示出期待中的美好：马英九执政的六年，台湾经济成长率不如阿扁时的一半；人均收入越来越低，和1999年几乎持平；中产阶级越来越贫穷，白领日子开始难过。看完自己再看别人，台湾人怨恨地发现，原来两岸经济交流的利好是被那些常年不在台湾的台商赚走了：这些台商不为台湾创造就业，很少为台湾创造税收，拿着大陆赚来的钱回台后，这些台商并未投资建厂，而是大炒地皮哄抬房价制造黑心食品引爆食安危机。
一言以蔽之，在十年的经济交流后，并未受惠的台湾老百姓创造出了一个负面词汇：“两岸政商权贵”。
当十年的怒火几近满仓时，服贸在“立法院”的程序问题终于成为了点燃这个火药库的那颗火星。在不满民进党杯葛八个月后，马英九决定让服贸“强度关山”，由“立委”张庆忠在“立法院”偷偷摸摸地宣布服贸过关。这样的举动几乎坐实了民众对服贸“黑心卖台”的猜测，加之民进党的煽风点火与王金平的隔岸观火，台湾大学生霸占“立法院”，发起了一场名为“太阳花”的学运，让马英九收回服贸。
“太阳花学运”的爆发，让马英九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两岸政绩黯然失色，马属意的接班人江宜桦也因此事彻底被判处了政治死刑，百年老店国民党也因此在年轻人心中被坐实了“权贵”的印象。长久以来，台湾年轻人一直是民进党的票仓，但其对国民党的反感从未释放得如此淋漓尽致。
从两岸关系的角度看，更令人担忧的是，太阳花世代的崛起，不仅意味着国民党未来选举的举步维艰，更代表着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与经济选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长久以来，台湾社会以“中国人-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与“统一-独立”的两岸政策选择作为最大的政治分野，并因此分出了认同国民党的“蓝军”和认同民进党的“绿军”，几乎每次大的选举，蓝绿对决都成为选战最后时刻的对决主轴。然而随着带有大陆记忆和情怀的一代老人逐渐消失，在李登辉、陈水扁时代接受“去中国化”教育的年轻人逐渐崛起，困扰台湾民主几十年的“国族认同”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对于大陆不再有企图甚至想象，那个被上一辈称呼为“大陆”的对岸，如今一天天地变成“中国”。“一个中国”越来越不被接受，李登辉们追求的“一族两国”，如今越来越接近“两族两国”。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曾经对笔者表示，太阳花学运表示着大陆十年来以经促政的对台政策正式破功，大陆花了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没有换取到台湾民众的认同。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马英九六年内岛内“台湾意识”上升的幅度甚至超过了阿扁的八年。
2014年，宣告破功的不仅是马英九的执政和大陆以经促政的政策，台湾多年来仰赖的自由贸易理念也遭受了巨大的挑战。由年轻人主导的太阳花学运爆发之后，台湾社会反“权贵”的思潮大起。在此背景之下，左派工运、社运团体的影响激增，几乎主张任何自由贸易的声音都被埋没在了经济成果重新分配的呼声下。
于是，台湾这一年不仅两岸的服贸、货贸谈判卡关，连台湾内部的自贸区建设也遇到阻碍。反对自由贸易的人认为台当局任何经济政策都不能以损害弱势者的利益为代价，而反对太阳花学运的台湾知名政治评论员唐湘龙则感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台湾，竟然走到了反对自由贸易的路上”。
2014年即将结束之时，“九合一”地方大选如期而至。选举结果比国民党最坏的预计还要坏：六个都会城市输掉五个，全台22个县市长只剩五席，民进党执政县市人口逼近全台七成，国民党总得票相比马英九2008年当选“总统”的巅峰时刻，整整掉了480万票。
换句话说，六年间，台湾每三个选民中，就有一个人从支持国民党变为了支持民进党。
一年以前，在2012中惜败国民党的民进党痛定思痛，开了一系列名为“华山会议”的研讨会，检讨本党的大陆政策。一年之后，没等到民进党的那些两岸政策调整成真，就轮到“输的只剩总统府”的国民党调整两岸政策了。
“九合一”之后，岛内舆论普遍认为2016民进党上台只是时间问题，民进党上台之后是否会在政治上继续推动“台独”倾向的动作，岛内大部分声音也都持确定的态度。虽然国民党和大陆官方都不承认此次选举是两岸因素造成，但九合一选举无疑对未来的两岸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民进党几乎确定会更加坚定地拥抱“台独”路线，未来十年内废除台独党纲的概率越来越低；国民党即将就任的新主席朱立伦也表示将全面检讨两岸经贸交流给台湾带来的影响，不再让台商成为两岸关系的负资产。
可以断定的是，未来十年，国民党的选情会越来越艰困，大陆的对台政策也会越来越难以贯彻。即将到来的2015年，面对民进党的倒逼和大陆的压力会做出如何调整，大陆会想出怎样更让台湾民众接受的具体政策，或许是比即将贯穿整年的大选要更值得关注。【全文下载：Word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