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财经2015年两会策划
大公财经2015年两会策划
中国经济新常态已经提出一年有余，2015年正是深化的初始之年。
中国经济新常态已经提出一年有余，从最初的提出，到政府和民众的消化执行，现在确切地说已经到了深化阶段，而2015年正是深化的初始之年。
一年一度的两会如约在2015年3月份召开，决定2015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指标也正式公布。实际上，这次两会的节点不同寻常，是一个具有标签意义的时期。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间节点，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和结构调整的紧要时段，其实这也正是新常态深化的表现，而经济新常态的深化表现两会上已经都有所表明。
对内改革更务实
2014年全年给中国经济对内改革一个“下马威”，中国经济下行态势严重，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自2013年宣布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之时起，中国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简政放权，财税、预算、税收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试点，能源、交通、环保、通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改革、公务员车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应该说，取得的成效还是不错的。
但这诸多改革围绕着调结构、去产能以及促改革为中心进行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让人们真正意识到中国经济真正意识到改革刻不容缓以及强化了人们对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经济放缓等副作用的心理预期，为改革创造了时间与空间，也争取到了人们的有效支持。
面对经济下行的严峻局面，改革仍得继续。从两会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次要更加深化对内改革，强调找准稳增长和调结构平衡点。从对房地产的说辞就可以看出，提出房地产更加稳定，健康的发展，有别以往的房地产调控，这不仅反应了中国高层对房地产政策的转变，也说明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据的地位。
自从中国经济调结构促改革以来，房地产所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依赖程度也逐渐明朗起来，可以说，房地产市场关乎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尽管整个经济增速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度开始下降，但房地产仍然是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与房地产相关的钢铁、水泥、建筑材料以及工程机械的增速开始明显下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如何实现房地产软着陆也考验着当政者的智慧，这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所说的，房地产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另外，除了稳增长外，促改革也需发力。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简政放权，万众创新。事实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绝不是一句口号，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将会是李克强管理中国经济，确保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手段，也已经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中国经济已经由过去资源、劳动力等要素驱动，靠投资刺激促增长的阶段转向了创新驱动的历史舞台中。
当然，要做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配套服务应该跟上，尤其需要金融的服务和支持。如果没有金融资本资金特别是量身定做的中小商业银行的贴身支持是绝能成功不了的。而这就要求彻底放开金融市场准入，放开民间民营资本创立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门槛和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上也表示，注意到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现象。一是低效率占用资金太多，这个要改进;二是处於大中城市的大中企业借钱方便，处于基层、非大中城市中小企业不方便，这个已有一些措施，会逐步解决及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将发起新一轮改革开放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无疑是海外各界所关心的一个重点。这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将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将依旧肩负世界经济火车头的重担。而海外各界对中国的持续稳健发展抱有很大期望，希望能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有所参与。中国重申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坚持，让人期待海外各界与中国发展的无缝对
从引进发达国家资金的招商引资为主，到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建设;从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主，走向多边高质量的自贸区协定;从商品技术输出到资本输出;从被动地接受和学习国际惯例，到参与和主导制定国际规则。中国已经为发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积蓄了巨大能量。
“一带一路”便是中国以全新姿态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将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连了起来。
而“一带一路”也是中国以开放促对内改革的典范：将带动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以实现新时期国内的城乡、区域间均衡性发展。同时，从国际经济大环境变化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在新时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放战略，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开放的大战略。
多项改革举措齐头并进
今年两会上，法制和环保再次受到关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今后十年部署的任务，而2015年则是开局之年，这个“局”开得如何，两会则是检验的好时机。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有权也不能任性”掷地有声，也让我们听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铿锵足音。《立法法》修正草案的通过也标志着依法治国开启了新篇章。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上，动辄用限号、限行、限购等方式，来限制公民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很大意见，如果这条通过，将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一大限制。
此外，备受关注的还有环保。今年两会前后，环境保护和雾霾出现的频率再次升高。一部众人皆知的雾霾视频则更激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实际上，中国全民的环境意识和权益早已被激活，环境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与政治问题，这些年因环境破坏引起的群体事件已越来越多，政府也早已真正意识到不解决环境不行。
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除表示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外，还提出要采取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把节能环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措施标志中国对环境污染宣战的号角再次吹响，而这也倒逼政府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做到决策透明化和阳光化，与此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新要求与约束力。
从当前并结合长远的经济态势指出，中国经济的任性大、潜力足和回旋余地大，过去长期高速发展破坏环境、浪费资源、暴力拆迁等，都有违市场经济规律，从经济未来发展来看，2020年无疑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经济或将由中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经济更注重质量和效益。开启中国新常态的新35年已经来临，2014-2049是中国经济新三十五年，2014-2020又是新三十五年的第一个关键阶段，中国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前景因它而定。
总理记者会是每年全国两会的压轴大戏，2015年这次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的讲话给新常态下的中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两会无疑提振世界对中国的信心。两会是一扇窗，世界从中国两会看到了新机遇，未来五年中国经济走向也向全世界展开了精彩的画卷。令人期待。
(作者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在大公网、全景网、新浪财经、香港信报等海内外多家媒体开辟有专栏，曾在监管机构担任顾问等职。)
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7%左右。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已近尾声。此次全国人大会议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确定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左右，尽管这还有待于人大代表们最后通过，但从这几天分组审议的情况来看，人大代表们对这个目标基本上没有疑义，因此在闭幕大会上获得通过是没有悬念的。而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我们拿什么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增长原有的引擎失灵以后，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动力在哪里?
将2015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计划。2014年，中国GDP实现了7.4%的增长，这是20多年来中国经济出现的最低增长纪录，对于政府来说是有压力的。但就是在这一年，中国GDP总量史无前例地超过了60万亿元人民币，成为继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之后第二个GDP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这样庞大的基础，实际上也增加了GDP继续垒高的难度。因此，就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来说，以后已经不可能再看到以往那种动不动就10%以上的高增长了，这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一个表现。因此，将2015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在2014年基础之上再度有所降低，可以切实地减轻各级政府的保增长压力，有利于推进经济转型。
但是，中国在长期的经济运行中，又形成了对GDP的高度依赖，而这种依赖又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的。为了GDP的增长，中国曾经选择了政府主导之下的投资扩张路径，现在我们对这种路径的后果已经看得很清楚，它导致很多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不理想，产能严重过剩，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也令人不安，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形成，其间存在的一个内在逻辑却也有其正面作用，这就是它保证了城乡居民的就业。而GDP增速的下降，一个直接的后果便是很多企业运行困难，特别是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中小微企业难以维持，最近两年我们不断听闻到中小微企业关门，老板跑路的新闻，而随着企业困境的加深，便是大量职工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成为失业者。
政府对GDP的高度重视，其背后的动力还在于保证城乡居民就业，能够得到正常收入，而这是一种合理需求。这种矛盾的心态也就是李克强总理近两年反复强调的GDP增长不能跌破下限的内涵。当然，总理没有明确表态GDP的下限在哪里，但就近阶段中国就业的紧张形势来说，7%应该是一个不可以跌破的下限。
实现GDP增长7%的目标，已经成为今年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那么，拿什么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也就成了各级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原有的增长路径已经不可持续，但是经济结构调整受制于中国的现实，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甚至会出现反复。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实是，本届政府建立以后，大力推进了简政放权的改革，取消和下放了数百项政府审批事项，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以此来释放原来受到压抑的市场活力，推动“万众创业”的形成，以此来保证GDP下降以后不会影响到就业。政府的这一改革目标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得到了确认，这次会议充分肯定市场要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政府要收敛自己随意干预市场的“看得见的手”。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高层的提法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在今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政府和市场“双引擎”的观点，在此次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更是明确表示：“很多财税、金融政策，宏观调控工具，我们还没有完全使用，如果遇到更大困难，我们会出手的。”这明白显示，一旦GDP增速达不到7%的目标，政府很可能会重新启用扩大投资、货币宽松等手段来刺激经济。事实上这在一年来的经济运行中已见端倪，尽管货币政策仍坚持稳健(这是“从紧”的一个代名词)的目标，但降低准备金率已经从最初的定向改为全面，降息也已在100天里出现了两次，今年2月份更是降准降息齐头并进。在这同时，发改委也一改原先的态度，密集批准了地方上的一批基建项目。
但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事实上政府调控的手段已经不多，即使重启扩大投资和货币宽松的政策，也难以收到像前几年那样立竿见影的效果。2014年，我国GDP虽然超过了10万亿美元，但1元钱的投资，新增GDP仅为0.13元，这表明投资所产生的边际效应正在不断递减。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头两个月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数据，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仅为13.9%，是14年来的最低。
由此可见，2015年经济运行的最大难点是，旧有的模式已经丧失了持续性，而新的经济引擎还未成熟，特别是消费增长，由于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 短期内难以对GDP担负起支撑重任。无论是政府向企业减税降费，还是央行继续以降息降准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其效果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密集降准降息，很可能重新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当然，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CPI升幅控制在3%，按今年头两个月的CPI实际走势来看还有很大的空间，但如果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不断地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下半年内出现物价强劲上升不是没有可能。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遭遇的困境，是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和矛盾的集中爆发。因此，对于中国各级政府来说，面对目前的困难，需要认真地审时度势。
政府作为经济引擎当然是可以的，但首先要求政府是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是一个尊重市场的政府。因此，最为重要的还是必须坚持改革，向改革寻求增长速度。这种改革的方向其实早已明确，就是通过简政放权，解除政府权力对民众创业的束缚。由于多年来政府在市场运行中表现得越来越强势，导致民众的创业精神不断受挫，年轻人以进入政府当公务员、进入国企捧铁饭碗为追求，即使是一些有心创业的年轻人，也因为市场资源已被国有企业瓜分殆尽而显得十分艰难。
因此，即使是为了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一定的速度，政府必须把权力还给民众，以简政放权来提高市场的效率，国有企业也有必要收缩在竞争性领域拉得过长的战线，把市场空间还给民众。当亿万民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创业的追求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氛围以后，民众就业就有了充分的保障，收入也能保持稳定，那么，即使GDP增速跌到7%以下，也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作者周俊生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以财经时事评论为主要写作方向。著有《金钱的运动》、《资本的沉沦》、《中国股市批判》等书。)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要适时启动“深港通”试点。
在今年的“两会”上，“深港通”无疑是有关资本市场的最重要话题之一。在3月5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就明确提出要“适时启动‘深港通’试点”，这也意味着“深港通”的开通将成为2015年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
而针对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这一工作目标，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当天在列席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会时表示，深港通预计上半年能够获批，年内有望正式推出。随后在3月8日证监系统举办的“两会”媒体见面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出席了见面会，并就深港通的筹备事宜作了详细介绍。宋丽萍同时再次重申了“深港通上半年可望能够获批，下半年有望推出”的观点。因此在今年的“两会”上，深港通成了仅次于注册制的有关资本市场的第二大热门话题。
深港通之所以受到重视，这既与中国股市的对外开放密切相关，更与李克强总理对深港通的支持密不可分。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部分，沪港通已于去年11月17日正式开通，且开通以来运作总体平稳。在这种情况下，深港通自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毕竟深市同样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市同样需要对外开放，更何况深圳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而且在深港通的开通问题上，深圳与香港毗邻，更具地利的优势。也正因如此，今年1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深圳考察时作出指示：“沪港通后应该有深港通”。到本次“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适时启动‘深港通’试点”，李克强总理对“深港通”的重视一如既往。可以断言，“两会”过后，“深港通”将成为深交所乃至港交所都将积极推进的一项工作。
实际上，目前深交所与港交所方面都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就在“两会”前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率领多名特区政府官员拜会了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发改委，并与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举行了会谈。会谈中梁振英表达了期望“深港通”尽快开通的愿望，希望在深港通等方面继续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支持。
而深交所方面同样也是在积极推动深港通事宜。今年2月初，深交所理事长吴利军访港，先后拜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开展了工作交流，并与部分在港市场机构进行了座谈。在访港期间，吴利军向有关方面介绍了深港通筹备进展情况。也正是在这次访港期间，深港交易所就深港通方案设计遵循三方面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其中特别强调，深港通方案要体现双方市场对等原则，标的证券突出深港市场多层次、多品种特色，考虑在目前沪港通基础上拓展标的范围，落实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的总体要求。
也正是基于深、港交易所前期的努力，因此，本次“两会”的召开，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示要“适时启动‘深港通’试点”，这对于“深港通”的推进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也意味着深港通将成为2015年深市最重要的投资主题，同时也是A股市场最重要的投资主题之一。回想去年沪港通的推出，沪港通就是去年下半年沪市的投资主题。上证指数能够在去年6月底企稳，并引发一轮上升行情，甚至走出一波“疯牛”行情，“沪港通”概念就是强大的支撑因素之一。因为在此之前，A股市场的蓝筹股较之于H股是折价的，因此，在“沪港通”推出的预期下，A股市场开始了推高蓝筹股股价的进程，包括到去年11月、12月市场里的大象跳舞，炒作的同样是大盘蓝筹股。因此，在去年的行情里，“沪港通”概念是一条重要的投资主线。
而“深港通”将带来新的投资主题。与沪市的蓝筹股市场不同，深市以成长股居多。而且深圳与香港毗邻，香港投资者对于深圳及广东本地的上市公司更容易了解，因此会更熟悉一些。这就决定了“深港通”在投资标的的选择上与“沪港通”会有所不同。除了一些大盘蓝筹股会理所当然地入选深股通标的股之外，深股通有必要更加突出广深本地股的优势，突出创业板、中小板高成长股的优势。正如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在两会上所透露的：深港通标的将含有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一些高成长股与新兴行业的龙头股都有可能纳入到深港通的投资标的中来。
当然，基于去年下半年以来A股市场已有较大涨幅的缘故，尤其是创业板股票平均市盈率已高达83.41倍(截止3月10日)，因此，“深港通”题材的炒作风险远大于去年的“沪港通”炒作，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所以投资者在进行“深港通”主题投资时，一是要尽量逢迎低买进，不要追高;二是尽量寻找真正的成长股，而回避伪成长股;三是回避股价大幅拉高，市盈率大幅高企的股票，虽然市盈率不是考核股票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唯一指标，但对于市盈率高企而成长性欠佳的股票，投资者还是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作者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所写文章以政策、时事热点评述、股票炒作心得为主，以反映中小投资者呼声为己任，著有《轻轻松松炒股票》一书。)
2014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已启动。
央企老总薪酬降声一片。3月6日，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表示其每月基薪7800元：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之前基薪12000-13000，如果绩效、中长期激励都完成，他现在一年可拿50万元多一点。政协委员、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贺同新称，按照去年的税前数字，其薪水大约下降了45%到50%。政协常委、国家电网董事长刘振亚表示自己是公司降薪最多的。
显然，《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今年实施后，央企高管薪酬立竿见影改变，其中下降是主流，按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的说法，“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贺同新薪酬下降近半，力度颇大。
今年开始，地方国企高管薪酬同样满是降声。迄今全国22个省区市明确今年将推进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这轮力度空前的国企高管薪酬改革中，降薪是主流。很受外界认可的降薪无疑有现实合理性，但属国企改革治标之法，如简单粗暴地降薪绝非治本之道，且极易激发道德风险，乃至会逼良为娼——难道各位看官已忘记褚时健血淋淋的教训?
确实，降薪有合理性。长期以来，国企高管普遍亦官亦商，非职业经理人，薪酬远高于同级别官员。2004年国资委旗下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是35万元，2011年为72万。副部级的央企董事长，年薪数倍于正部级官员。行政化任免、工作稳定性类似于官员，国企高管比同级别官员薪酬高很多，不妥，这个意义上该降：虽然此举具有行政化色彩。
然而，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难，降薪的负面影响可能很大。长期以来，由于薪酬机制不到位，很多国企高管认为自己薪酬过低(甚至有央企董事长对笔者笑言：我天天去国资委要求涨薪)。原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称，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的管理是半市场化的办法，明显比社会上同类岗位要低，且低得比较多。
一如刘振亚所言，“没有限薪的时候，我的工资超过100万，但是我们在国际上开会，有些经营水平还不如我的人，他拿的是我的几十倍。这么讲，我就低了。但是跟中国的老百姓比，有的温饱还没有解决，农民工一年几万块钱，我的工作条件这么好，从这个角度讲，给我这些也不少了”。
然而，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机制下，高管薪酬理应跟公司业绩而非农民工等无关对象挂钩。国家电网这样的规模、业绩，在欧美，刘振亚的年薪可达数千万美元。由于薪酬机制落后，一直以来国企高管群体的道德风险很大，不少人“逆向选择”，成为贪腐之虎，如2014年受贿罪是国企高管涉案最多的罪名。据理性经济人假设，每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都试图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薪酬少，“自然”用贪腐来补;反之，薪酬机制到位，道德风险会极大降低。
褚时健是国企高管薪酬制度落后的经典悲剧。当年，他作为国企老总，极富企业家才能，贡献巨大、薪酬不到位(18年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其间企业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最终在近退休时因贪落马。后创业成功，褚时健再次证明了其非凡的企业家才能。制度成就人。坏的制度会逼良为娼。因此，此轮国企大改革中，如简单粗暴地降低国企高管薪酬，势必进一步加大他们的道德风险，乃至造成更多的褚时健式悲剧。
一如目前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国企改革需全面深化而非修修补补，市场化是核心。其中，国企高管薪酬的合理化(而非简单降薪)，需分类监管的到位、公司治理的健全。
首先是分类监管。长期以来，国企没有分类，导致部分国企高管薪酬过高、部分过低并存。应加快推进分类监管：公益性国企(不参与市场竞争，数量极少)高管，可视为准公务员、给予级别，薪酬比照公务员，略高于同级别公务员，这由政府的有形之手决定;竞争性国企(完全的市场竞争主体)高管身份是职业经理人，薪酬完全市场化、董事会决定，即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
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张杰称，好的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市场的逻辑，就是对社会贡献多的人应该多得，国企经理层完全可以实现市场化操作，达到标准年薪上亿元也可以。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这才最公平、有效。
竞争性国企高管薪酬市场化、科学化，有赖于建立规范、市场化的公司治理特别是董事会制度，形成一企一策。让竞争性国企高管光明正大拿市场化薪酬，倒逼高管与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共赢包括造就优秀的企业家：这是国企改革的正道。
所以，说到底，很受外界认可的降薪只能是权宜之计、需警惕其副作用，如将其视为国企改革的大道，很可能灾难性地重蹈褚时健式“企业家和企业双输”、逼良为娼的经典覆辙。
(作者严学锋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财经作家，现供职《董事会》杂志。主要研究公司治理、国企改革。采访了大量公司高管，发表作品数百篇。)
周俊生：央企高管薪酬改革要实现分类管理
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界别小组的讨论会议上，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去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后，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已经启动，因此，出席会议的几位具有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的央企高管也成了热门人物，纷纷晒出自己改革以后的薪酬。
央企高管薪酬，一直是一个深受民众关切的敏感话题。由于很多央企都已公开发行了股票成为公众公司，按照信息披露的规定，高管年薪一目了然，一些央企上市公司高管一旦爆出天价年薪，总是会在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高管本人也成为吐槽对象。
从几位担任央企高管的政协委员晒出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薪酬都有幅度不小的下降，这表明了改革在顺利推进。但是，按照中央的改革方案，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目标，是要坚持分类分级管理，建立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央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改革显然还有更硬的骨头要啃。
在讨论到央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样一种议论，很多央企创造的利润十分高，如果这是一家民营企业，其老总早就进入富豪榜了，但只因为是央企，他们不能领取高额薪酬，他们作出的贡献与他们得到的收益不对等，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过往一些央企高管能够领取高薪酬，依据的正是这样的理由，是为了能够对他们产生激励作用。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央企高管与民营企业家又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前者是由组织部门安排的，而后者则是通过艰苦的创业逐渐发展起来的。高管个人对于央企经营确实有其个人重要的贡献，但这是其作为公务员的份内之事。因此，对于央企高管来说，他们的薪酬应该与同级公务员保持大致相同的水平。如果一定要对这部分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在薪酬上推行激励机制，那么那些与他们同级的政府公务员又该如何?公务员干得好，有另外一套主要体现为职务晋升、级别提升的激励机制，央企高管不应自外于这套激励机制。
实际上，围绕着央企高管薪酬出现的激励困扰，究其本质，还是在于央企高管与央企资产权利所有的分离，这也是我国国企改革多年来反复无常、难有突破的要害。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资国企确定的改革方向则已经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钥匙。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已经从过去的管国企改变为管国资，因此，央企高管从本质上说，应该是组织部门委派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管理人，而不是央企的经营者。因此，央企高管薪酬的改革，应该与国企改革结合在一起，由组织部门委派的央企高管，只对央企内部的国有资产负责，而央企的经营，应该交给不具备公务员身份的职业经理人。那么，组织部门委派的央企高管，在保留公务员身份的同时，就只能领取与同级公务员相同的薪酬，对于他们在企业内所作出的贡献，可以按照公务员法来进行激励。只有央企招聘的职业经理人，才应该纳入薪酬与其贡献挂钩的机制。
在这样一种机制建立以后，对央企高管薪酬的安排，就可以按照中央的要求，实现分类分级管理。客观地说，对于目前的央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所引起的薪酬大幅降低，这些高管是不会感到愉快的，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央企高管可以按照分类分级管理的原则自行作出选择，这种选择可以决定他们领取什么样的薪酬。
近年来，央企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高管，我们不排除他们个人的作为，但另外一个同样不能排除的因素是，由于他们具有政府背景，具有公务员身份，因此他们的成功，其实还有一层政府资源倾斜的作用。我们可以相信，这些高管对自己的企业经营能力有着比外人清晰得多的判断，他们应该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愿意以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进入央企，那就意味着脱去公务员的外衣，同时领取较高薪酬，如果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就以一个国资管理人的身份行使自己在央企中的职能。
就客观现实来说，让职业经理人负责央企的经营，还面临不小的难度。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还缺少一支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这不仅是央企面临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发展得已经很有规模的民营企业同样面临这个现实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下大力气培养职业经理人队伍，而这也有赖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作者周俊生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以财经时事评论为主要写作方向。著有《金钱的运动》、《资本的沉沦》、《中国股市批判》等书。)
目前执行的个税免征点3500元还是201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通过的。
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她在空调行业多年调研发现，要切实提高个税起征点，起码提高到5000元(3月4日 中国证券网)。
这几年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提出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建议。企业家宗庆后多次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除了企业家、两会代表委员外，一些经济专家也建议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目前起征点或者叫做免税额是3500元，全国人大在2011年6月30日通过这个起征点时，有机构随即对100位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69%认为此次免征额设置的过低，应该提高。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结构调整和转型转轨任务越来越重，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经济转到创新驱动、内需消费拉动上。说到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而消费反过来又决定和拉动着生产。美国经济动力十足的根本性原因是消费拉动占比高达7成以上，而中国长期维持在5成以下。居民消费一直低迷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痛处。
如何提振消费呢?最直接、也是第一位的因素就是让百姓有钱消费。抓紧实施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增加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当务之急。同时，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百姓税负负担，相应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也是提振消费的主要措施。这其中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或者叫做免征额是实实在在的措施，是目前应对经济下滑，拉动消费需求的立竿见影办法。从宏观经济现状分析，提高个税起征点非常必要和急需。
从实际情况分析，目前执行的个税免征点3500元，是差不多5年前的201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与现在百姓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水平已经差距很大了。目前，在一二线城市包括房租在内的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水平已经高于3500元。因此，3500元的起征点显得太低了，再次上调有其必然性。
那么，调整到多少合适呢?董明珠代表建议调高到5000元，宗庆后先生多次建议调高到1万元，一些专家还有其他建议。如果按照改革开放初期开证个人所得税800元起点与当时的工资水平对比分析的话，当时平均工资为月40元左右，起征点是工资的20倍。按照当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4000元计算的话，起征点为工资的20倍，免税额应该在8万元。
当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税收增长、物价上涨、调节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经济增长等，起征点应该确定在2万元为宜，最低应该由目前的3500元大幅度提高至1万元以上。
同时，应该在扣除额度上考虑周全。比如：医疗、养老、公积金等五险一金缴费额度应该扣除，同时，按揭贷款月供额度、城市无房者租房租金、维持交通出行的一定交通费用等都应作为扣除项。
调高个税起征点决策一定要有前瞻性，要避免挤牙膏式的过度频繁调整。应该采取一步到位或者最少保证七八年不用考虑的思路。
一边提高个税起征点，使得大多数工薪阶层享受到个税优惠，以提振消费，拉动经济外，另一边对于过高收入者应该提高个税税率。目前的个税税率幅度为3%至45%，建议上限扩大至50%。应该让有钱人多交税，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踏踏实实生活。正如董明珠所言：“比如年收入100万者就该交50万，而5万元收入的就不该交税”。
(作者余丰慧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连续多年荣获中国“十大网评人”荣誉称号，荣获凤凰网2011年中国十大号召力人物称号。)
2015年2月28日，北京遭遇雾霾袭击，整座城灰蒙蒙一片。图为雾霾中的北京三环，汽车缓行。
一年一度的“两会”将于本周召开。基于全国人民对“两会”的高度关注以及当前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状，今年“两会”有望给国人带来更多的看点。比如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国企改革，GDP下调，依法治国、户籍改革等等。不过，最重要的看点非环保议题莫属。它将成为国人最为关注的话题。
环保之所以重要，这是因为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环境。如果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它甚至危及到国人的健康状况，让国人无法健康生存，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成为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所以早在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就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也是“美丽中国”首次作为执政理念提出，也是中国建设五位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依据。
当然，环保话题之所以会成为今年“两会”的最重要看点，柴静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她让环保话题成为国人近日最大的关注。2月28日，作为央视前主播的她，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大型空气污染深度公益调查《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首发。这是柴静自费百万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全片103分钟，柴静走访多个污染现场寻找雾霾根源，并多国实地拍摄治污经验。
在这部纪录片中柴静试图回答三个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雾霾是什么?纪录片中柴静携带仪器，做雾霾健康测试，并作为志愿者参与人体实验，分析呼吸成分，拍摄肺部深处碳素沉淀的后果，想向大家解释“雾霾是什么”，性质、危害、构成。可以说，在这部纪录片中柴静向国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雾霾”知识科普。
而柴静之所以要耗资百万来拍摄这部纪录片，引发国人对“雾霾”的再一次关注，对环保话题的再一次重视，究其原因正如柴静本人所言的，促使她展开调查的原因是，女儿还没出世就患上了肿瘤，一出生就要接受手术，“在照顾她的过程中，对雾霾的感受变得越来越强烈”。
而这个《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的纪录片视频在2月28日一经发布，即引爆互联网上的刷屏。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部纪录片的视频播放就突破亿次，成为微博上、微信上最热门的话题。2月28日因此成为“柴静日”。“雾霾”话题、环保话题不仅因此成为“两会”前夕互联网上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受到了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的高度重视。次日，也即3月1日，陈吉宁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他昨晚认真地看了柴静的纪录片，今天一早就给她发短信，对她表示感谢。感谢她唤起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由于“两会”召开在即，这就使得《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成为每一个参加今年“两会”的委员与代表们都必须直面的问题。环保话题因此必将引爆今年的“两会”，并成为国人的最大关注。
当然，柴静拍摄的这部《穹顶之下》的纪录片之所以能引发国人的共鸣，并引爆刷屏，这除了“雾霾”问题涉及到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并且在推出的时点选择上安排在“两会”前夕之外，实际上也与最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与国人对环保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是密切相关的。建设“美丽中国”执政理念的提出，这本身就表明了党与政府对生态文明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从今年1月1日起，被称为是“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又正式实行。新《环保法》将对污染环境企业按日计罚，且不设上限，这一规定足以让任何一家环境污染企业倒闭破产。
也正是基于我国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与治理问题的高度重视，所以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环保问题也成为一大热点，环保产业有望借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拓展市场份额，变现政策红利。据统计，在全国32省市自治区的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包括黑龙江、河北、江西、广西、贵州等在内的15个省市自治区将PPP模式写入其2015年重点开发的项目，其中不少涉及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等环境市场领域。
基于此，环保问题也成了今年参加“两会”的委员代表们各项提案中的重要内容。如据2月26日的《人民政协报》报道，农工党中央将带39件提案上“两会”，其中“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仍是主线。如在环境保护上，农工党中央将提交《加强水污染防治和科学利用水资源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体系的建议》等。可以断言：在《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遭到国人刷屏的情况下，在无数国人聚焦“雾霾”问题、环保问题的情况下，将会有更多的参加“两会”的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们就这一问题提出议案，为解决环保问题献计献策。环保问题有望因此成为今年“两会”最受关注的问题。
也正因如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柴静为拍摄《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所付出的努力，并向柴静致以崇高的敬意。任何对柴静拍摄《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的质疑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正如环保局长陈吉宁所言：感谢柴静唤起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让全社会对环保问题更重视一些。让今年的“两会”成为进一步解决我国环保问题的一个重要会议。让“美丽中国”在今年“两会”之后能够尽快地回到国人的身边。这实际上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作者皮海洲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所写文章以政策、时事热点评述、股票炒作心得为主，以反映中小投资者呼声为己任，著有《轻轻松松炒股票》一书。)
中国有道名菜叫爆炒腰花，烹饪的要点就在于火候和选料，速炒速决。近期热议的中国公民在日本疯狂购买马桶盖，就如同中国美食中的爆炒系列，既符合邻国旅游的便利和出国效率，又有被认为更加优质的日用产品，消费的冲动不觉自主的准变为疯狂的购买行为。但是，单纯的出境便利条件和产品优质还不足以完整解释出境爆买行为，真正的动因来自中国中产消费危机的出现。
其实，中国公民何止是爆买日本?欧洲、美国也都曾经是中国人的爆买对象。难道真的是日本产品已经卓越到非通过出国购买不行吗?很多从日本回国的游客发现爆买回来的还是“Made in China”，爆买日本变成了爆买中国造。有较真的游客质询产品制造商，得到的无外乎是“同牌不同质”的解释，也就是所谓的国内国外双重标准。种种“爆买”行为的个案就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必须面对的全新国民消费结构。这次“爆买日本”的主力军不是擅长抢购全球奢侈品的中国富豪，也并非公款购物群体，而是扎扎实实的中国中高收入者们，购买的也都是直接提高生活品质的中高端日用品。这只能说明当前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结构不能满足中产消费阶层的基本需求。中产消费的需求特征展体现在产品细分专业、追求品质、消费频次高、满足心理需求、品牌依赖度高。这些对于习惯于中国仿造的中国产品销售市场都是“新课题”。
2014年年底，央行的调查显示居民消费意愿上升显著。但与此同时，中国消费市场还没有走出脱离公款消费和低端山寨消费市场拉动的迷茫，造成了今天中国消费市场结构升级的断档期。当依靠勤劳致富的中产消费阶层的消费升级需求无法满足，这就相当于在国内形成了中产消费市场堰塞湖，手中的钱不想“浪费”在国内市场，怎么办?恐怕只能从国门奔涌而出，爆买日本，甚至爆买全球。在消费堰塞湖中，中产消费者们也顾不上什么抵制日货的民族江湖义气，而选择了“买死日本”的“爱国方式”做自我安慰。显然消费行为并不由情感要素决定，真正决定中产消费行为的是更加理性的性价比综合判断。
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首次“两会”召开在即，国民财富与经济转型的话题必然成为热点，此次两会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对改革具体措施落实问题的探讨。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质上是开创新经济增长点，随着国民消费理念与消费方式的变化，在破除腐败消费和盲目消费两大消费恶瘤的同时，中国消费市场结构的升级必须要跟上。只有扶持具有核心自主创新技术的消费品，打破中国消费品核心技术生产拾人牙慧的局面，深耕中国中产消费市场，才能让中国人不再辛苦的舍近求远，远渡日本购买马桶盖和电饭煲。
(作者刘艳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专注于时政财经分析、公共管理研究、房地产行业与投融资等领域的研究。)
2015年3月3日、3月5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与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在京开幕。
目前，距离两会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据消息透露，全国人大会议将于3月5日在北京举行。与此同时，本届会议的会期或将长达10天半，较以往的会期略有增加。
每逢两会的关键时点，不少涉及国家战略、社会民生等核心问题将会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显然，今年也不会例外。不过，对于今年的两会，有两大热门的问题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其中，大修《立法法》成为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依法治国，是近年来提及最多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依法治国也是成熟社会必备的治国手段。随着管理层逐步意识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如何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针，提升依法治国的落实力度无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直以来，“权大于法”的现象时常出现。对此，因部分权力机构被赋予了无限的权力，即使在法律加以约束的前提下，也无法避免部分部门机构的贪腐腐败行为。由此可见，在此环境下，无疑加重了权力的腐败色彩，法律也变得苍白无力。
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因此，作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两会，必然会做出一些大动作。其中，大修《立法法》或将成为本届两会的重点关注问题。
事实上，早在去年的8月，我国人大常委会就已提出了《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且属于14年来的首次修订草案。对于本届两会，大修立法法，其实质就在于进一步强化我国依法治国的特征，打破以往长期存在的“权大于法”的乱象，从本质上维护我国法律的权威性及正义性。
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将会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应的立法等问题。至此，“权大于法”的乱象将会得到进一步地打击，而以往存在的权力寻租等问题也将会得到很好地压制。
大修《立法法》是本届两会关注的一大核心问题。至于另一项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问题。
谈及我国的GDP增长目标，无疑是全球各地必须了解的一大热门话题。
其实，自1978年以来，我国常年保持在9%以上的经济增速水平。而自2003年以后，我国更是达到了平均10%左右的高经济增速状况。
不过，近年来，我国管理层逐步意识到盲目崇拜GDP高增长的危害性，也不得不作出了主动降速的决定。
据数据统计，过去三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基本保持在7.5%左右的水平。但是，进入2015年，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逐步加剧，我国或将进一步放缓对GDP的增速要求。更有机构预测，今年我国可能只给出一个相应的预测区间。
据数据统计，2014年我国的经济增速为7.4%，为1990年以来增速最慢的一年。但是，这似乎并未减缓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进入2015年，我国更是面临着多重的压力考验。一方面，是我国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另一方面，就是我国通缩压力的持续加剧。
其中，2015年1月我国CPI跌破1%，仅录得0.8%的水平。至于先行指标PPI，更是出现了连续35个月的负增长态势。
由此可见，当下我国经济转型之路并不易走。而如何在新的一年中制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就非常考验管理层的水平了。
尽管如此，但笔者仍然看好中国的转型与改革之路。毕竟，自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无论是深入反腐，严打“大老虎”，还是发展社会民生等方面，他们确实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工作，这一点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改革的道路上做出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中国日后的转型与改革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5年，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面临的机遇却远远大于挑战，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一届管理层的能力。
(作者郭施亮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财经专栏作者，权威学术性刊物特约撰稿人。荣获2013搜狐最佳行业自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