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广场协议”? 阳光下的“上海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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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框架下突出国际汇率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对汇率的承诺更可能成为主要成员国的一项政策目标

  文 | 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 鄂志寰

  2016年G20第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近一个月以来,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从欧洲向大洋洲传递,推动美元对欧元及日圆汇率出现逆转,美元指数下行、人民币贬值压力亦见减轻。外界推测会议或秘密达成了新的“广场协议”,但仔细分析会议公报关于汇率政策的完整表述,同时结合全球金融市场的反应,我们不难发现,G20框架下突出国际汇率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对于汇率的承诺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头表态,更可能成为主要成员国的一项政策目标。

  一、近期国际宏观政策调整相互作用程度加深

  今年二到三月间,欧洲中央银行宣布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包括每月买债规模由每月600亿欧元扩至800亿欧元,将买债范围扩大到高质素的非银行企业债券等。随后,挪威央行和澳洲央行相继降息,新西兰央行减息四分一厘至2.25%。

  2016年3月15到1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其依据是美国经济保持正常增长,但评估全球经济和金融情况则发现风险持续。笔者认为,美联储本次不加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016年初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动盪,以及由此导致的信贷条件紧缩的回应,表明自2015年9月以来,美联储在保持利率不动的决策过程中首次加入了新兴市场的因素考量,这是美国货币政策近期出现的一个积极变化。

  在上述各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的共同作用下,美元兑主要货币升值的趋势戛然而止,日圆兑美元汇率回升,欧元兑美元汇率亦止跌回稳,推动美元指数下降至95水平。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及时对外传递汇率政策取向,加强市场对人民币信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亦呈稳步回升态势。

  二、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加快推进相关工作计划

  G20上海会议批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计划,加快推进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近日表示,当今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着系统性风险、道德风险和跨境风险,为了应对这些风险,G20峰会致力于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框架的改革,以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地增长。

  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一致同意推进五方面的改革内容: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改善国际主权债务重组体系、维护债务的可持续性;研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进一步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综合而言,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各有侧重,普遍对于全球金融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从操作层面来看,笔者认为,本着先易后难、协调推进的原则,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近期很有可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对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和加强特别提款权作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将进一步凸显新兴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是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重要目标,经过五年蹉跎,终于在2015年年底获得美国国会的通过。本轮IMF增加份额向新兴经济体有明显倾斜,尤其是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由3.996%上升到6.394%,意味着中国在基金的投票权和话语权的提升。

  四、特别提款权作用将有明显加强

  IMF执董会还宣布,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将作为基金组织认定的可使用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自2016年10月1日起,基金将在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中单独列出人民币。亦即是说,从这个时点开始,IMF成员国可以持有人民币资产以随时满足国际收支融资需求。显然,人民币作为首隻来自新兴市场的国际货币,成功加入SDR将进一步提升特别提款权的代表性,加大其在全球储备管理中的影响力,对其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五、对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的突破亦值得国际金融市场期待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的管理态度出现微妙的调整,对于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前提下出台相应的资本管制措施的容忍度明显调升,预计此方面的政策协调也将进一步推向深入。近期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对托宾税的讨论似乎与之有一定的关系。预计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政策取向在不可能三角的框架下的腾挪,或更多地偏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责任编辑:曹家宁 DN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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