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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我对“单独生二”的认识

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要求人口也要有计划地增长。

  我对“单独生二”的认识

  梁中堂

  夫妻双方中有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即可再生一个的政策(本文简称“单独生二”),先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提出,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务院的有关议案并做出“同意启动”的决议。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又对其做了具体的部署。对于这样一项“尘埃落定”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我对其评价却是负面的。

  (一) 计划生育是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计划经济的逻辑推导出来的一项错误政策。在政府长期不懈地推动下,它已经形成一种管制国民生育行为和日常生活的现行重要制度。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否定了计划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我国经济制度离开计划体制越来越远。但是,计划生育却一直被坚守着。“单独生二”的政策出台,表明政府对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的认识和理解,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

  计划生育是毛泽东从计划经济理念出发提出的一个概念,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强化经济计划的背景下产生的。计划经济要求计划生育,这是党和政府在那个时代里的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思想认识,充斥于那时几乎所有相关的文件和报刊。譬如,1978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书记挂帅,全党动手,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中说:“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人口也应纳入国家计划,有计划地增长。”

  在1978年10月中央下发的69号文件中说:“计划生育是毛主席倡导多年的一项伟大事业。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和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关系到中国民族的健康、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全党同志应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战略意义,增强抓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

  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要求人口也要有计划地增长。”

  1980年2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定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中说:“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使人口的增长速度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是直接关系现代化建设速度和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全党同志、全国人民要高度重视这件大事,为此做出新贡献。”

  在那个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也是这一思想指导下大抓计划生育工作的。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给党的高级干部讲计划生育课。一上来,她就说:“我们提出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决不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决定和要求的。首先,物质资料的有计划生产,要求人口有计划地增长……”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那个曾经被称之为“洋跃进”的规划中,经济计划不断提出高指标,人口计划也不断加码。周恩来总理在1965年曾经说过,“本世纪末自然增长率能控制在10‰就好了”。70年代后期,这个目标被提前了20年,要求1980年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0%,1985年控制在5%。按照那时的统计,我国的人口自增率还在13%左右。所以,从1977年开始,由国务院通过的人口发展指标要求每年减少1个千分点。问题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洋跃进”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却继续保留了与“洋跃进”同时确定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指标。在那个时代里,计划指标都是指令性的,需要保证超额完成的。特别是这些目标经过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在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后,那就是一个政治任务。所以,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陈慕华说:“我们认为,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五左右,完全可能做到。主要的办法是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就是这样产生的。1980年代,也是一个开始强调“以法治国”(请注意并不是依法治国,更不是法制建设)的时代。随着“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同时出台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制度很快形成了。在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下,体制内工作人员违犯生育政策,从罚款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农村则出现推墙、扒房、牵走耕牛,强制流产、堕胎,等等。

  但是,也就是计划生育制度越来越严格的时候,党和政府开始反省计划经济制度。1987年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后,随着邓小平提出“以后不要再讲这个(计划经济)了”,计划经济这个词汇从此逐渐淡出。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计划经济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了。可是,在计划生育方面,我们却从来没有反省、没有止步,甚至沿着既定的方向一年比一年抓得更紧了。

  特别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这一重要原理,即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由制度和政策造成的,而与人口的多少、生育率的高低,没有直接的联系。30多年前,我国总人口只有8、9亿,全国人民吃不饱饭。目前13亿多人口,早已不存在吃饭问题了。30多年前的富裕生活标准,是吃饱饭,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现在,普通人家都有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再富裕一点的家庭则拥有房产、小轿车。这一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还不是因为政府稍稍松动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给人民以相对宽松的经济自由?所以,您说社会的发展与人口的多少有什么关系?在时代如此巨大进步的情况下,不是停止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误区下产生的计划生育,却是继续沿着计划经济决定计划生育的思维出台“单独生二”的政策,这当然是对沸腾发展的历史现实的一种严重漠视。

  (二)自从1979年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以来,在照顾“有实际困难的”家庭可以生育二胎的情况下,先后制订出不下20种条件可以生育二胎。这些有条件生育二胎的政策,历来都是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这个层面运作的。“单独生二”并没有丝毫创新性质,不过是又一种有条件生育二胎的具体政策,充其量只算作是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扩大和延续,却被拿到中央层面来运作,显然是小题大做。

  我国政府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提倡计划生育的。但是,一直到70年代中期,至少在中央政府这个层面上,都一直是主张自觉自愿和反对强迫命令的。1979年,有关部门在全国推行一个极为严厉的“一胎化”政策。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胡耀邦、赵紫阳分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虽说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是基于计划经济而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但是,他们又认为,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里不分城乡、不论民族地实行“一刀切”的“一胎化”政策,是不现实的。所以,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某些群众确实有符合政策规定的实际困难”则应允许再生一个。根据中央这一精神,个别省份规定了3种情况可以生育二胎:(1)第一个孩子有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的;(2)重新组合的家庭,一方原只有一个孩子,另一方系初婚的;(3)婚后多年不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

  • 责任编辑: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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