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行动框架

2013-03-12 09:36:18  来源:银行家

  倒逼推动“四大重点”内容的改革

  归纳以上“两大核心”改革的连锁反应,只要坚持改革不动摇,“两大核心”改革必然会强烈要求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四项重点内容改革。

  土地征地制度改革。这是中国农村下一轮最主要、最艰难的改革,也是开拓中国未来巨大消费市场空间的历史机遇。这项改革的核心理念应是修改相关法规,平等保护物权,把本应归属农民的权益归还给农民。明确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原则,允许土地自由平等地进入市场,保护农民宅基地的相应权益。对确实为“公共利益需要”征地的,应明确严格的法律程序,包括价格补偿原则和程序。以尊重法律、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快明确长期悬而未决的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方案。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将引致土地收入的急剧减少,其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在着手这项改革的同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关系上,必须有相应配套的财税改革(下文将进一步论述)。

  社会保障改革。这项改革既是解决国民后顾之忧,扩大国内消费、纠正国内经济结构扭曲的一项重大改革,又是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的巨大“历史工程”。这项改革的重点,应是在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和提升全国城乡居民养老、医疗、教育等保障水平,并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与城乡“碎片化”五套养老制度,建立多层次社保体系,确立养老资金长期安全有效运用制度等方面,制定出数据测算可靠、目标逐年实现、统筹解决各方问题的中长期改革方案。

  财税体制改革。上述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几乎各领域的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最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此时,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将难以进行。因为整个国家现存经济制度是由各项具体制度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财税制度处于最基础地位。如果这个基础性制度不改革,“伫立”其上的任何单项制度改革都难以实现。因此,在下一轮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情况最复杂、历时最长、最需要“短期急处理,中期有安排,长期有预期”的改革,是财税体制大改革。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下一轮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之一。特别是在全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到55%左右的情况下,要改革土地征地制度,任务相当严峻。为此,政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尽早组织力量,认真研究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上述各项重大改革和尚未“修成正果”的房地产调控制度改革,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国家财政中长期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国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

  “国退民进”改革。可以预料,随着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加之经济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关于“国退民进”问题的讨论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和需要如此之多的笔墨去解释。但在今天,仍有必要从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全局出发,突出强调其必然性和紧迫性。因为,只要坚持深化上述各项改革,国家财政未来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必然难以避免。而要真正解决此问题,最后“迫不得已”有可能实施的制度调整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现存资源,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在此,要特别指出并应予形成的共识是:逐步并适当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影响执政基础。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的治国方针、政府执政方针中,最基本、最有效的方针,是“依法治国”,是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来约束各类经济主体行为。

  第二,纵观世界各国,一国经济是否健康运行:一靠法律法规制度是否健全,这是基础;二靠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得当,这起到决定性作用。国有成份比重高,并不表示经济增长必然快;民营成份比重低,也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慢。

  第三,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强调“国退民进”,丝毫不影响加强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只是意味着:一是对“重要和关键”之外的行业与领域,应该有计划地“退”;二是即使对“重要和关键”的行业领域,实施“控制力与影响力”仍要分门别类,未必都实施100%的控股权或绝对的控股权。

  因此,在当前实施结构调整的历史时期,国企改革方向的重点,从微观层面来看,应放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上;从宏观层面来看,应配合国家急迫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保障、财税体制改革,认真研究在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复兴的艰难历史过程中,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提出绝对和相对控股的最低比例要求。对超过最低比例要求的股权,坚决、尽快地实施有计划的、逐步的退出行动。同时,在国际 经济格局风云多变的大变化中,对一些影响国民经济的、过去不被重视的、缺乏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是退出,恰恰相反,而是要进一步加大国有资本投资比重,以真正实现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国家战略布局与调整。

  为此,未来的国企改革,在宏观层面:一是要研究清楚“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到底是哪些,相对控股最低比例的要求应该是多少。在此基础上,配合社会保障和财税改革中的动态资金缺口需求,提出“有进有退”的中长期股权调整计划。二是国企改革应包括重点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要坚决打破现有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机构几乎政府绝对控股,控股权益高达3.3万亿元的局面。三是在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集中,以及向主业集中的过程中(国资委不应强调向优势企业集中),除了要处理好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高档酒店、宾馆、招待所等非主业投资外,还要认真研究处置目前国有实体企业对40多家金融企业(这里仅指中央金融企业)所持约2070亿元的资本及权益。四是对各级地方政府及下属财政等部门持有的国企及地方金融机构股权,应参照中央国企及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股权处置办法实行。

  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但同时,30年改革开放中政府积累的巨额财富(还不包括3.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也给中国结构转型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这是中国政府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危机后美国等国政府面临结构调整、资金拮据时“羡慕不已”的。

  概括以上改革“路线图”,是由缩小收入差距与改革要素价格“两大核心”入手,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放松各种行政管制的改革。当真正破解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问题之时,也可能正是地方建设资金缺口、融资平台风险彻底暴露之际。由此产生的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的重新考虑与制度改革,将不得不摆上重要日程,要求对财税体制必须有一个系统的反思与改革。没有财税制度的大改革,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之“坎”将迈不过去。而彻底改革财税制度之时,正是恰遇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速转化的历史时期,财政收入正在明显减少。因此,“迫不得已”只能通过“国退民进”、“还富于民”,以彻底解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稳定之“结”。

  可以想象,相比初期展开的“两大核心”改革,“四大重点”的突破是这轮经济改革中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具体来看:在农村,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但通过“还富于民”,可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通过“还富于民”,可以理顺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可以预计,“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诸方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因此,更需要决策者及早运筹帷幄、统筹安排。

责任编辑: 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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