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新工业革命:中国席位

2013-01-25 16:04  来源:中国企业家

新工业革命:中国席位在哪儿

  蒸汽机时代的工业热情又在欧洲悄悄复燃,但中国能够通过并购分享再工业化的红利,则是一个狂妄幻觉,这场盛宴尚没有为中国公司预留席位。

  开篇

  从哥德堡驱车向北,1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萨博小镇—特罗尔海坦市(Trollhaettan),这一路人迹罕至。由于原大股东美国通用的“雪藏计划”,萨博工厂几经易主。哥德堡媒体用“一女四嫁中国人”来形容萨博坎坷的命运。

  特罗尔海坦市萨博生产线还没有恢复。自去年萨博汽车破产后,这里失业率翻了一倍,超过20%。如今,萨博所在的国王街繁华不再,当地一家著名夜总会在萨博破产后也停业关门。

  萨博和特罗尔海坦市的衰败是欧洲工业苦苦挣扎的一个缩影。德国汉堡港正在酝酿新一轮降价,报纸上大幅广告写道:货轮降低3000欧元,中转集装箱船费用降低20%。这波及了中国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欧洲的一位付姓员工抱怨,生意大不如前,许多船东亏损了上百亿,造船厂今年一个订单都没有。

  由于制造业衰落,法国失业率创下了十年来最高值10.3%。2009年后,欧洲工业面临销售下降、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滑等困难,2012年12月数据显示,德国与法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萎缩程度加深,12月法国和德国制造业PMI初值分别低于预期。2012年11月,欧元区失业率升至11.8%。经历超过十年的去工业化,欧洲已如同一部锈迹斑斑的机器。

  可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种力量也正在蓬勃生长,欧盟提出了再工业化,预计到2020年,制造业在欧盟国家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6%升至20%。行走在欧洲,不难感受到蒸汽机时代的工业热情又在悄悄复燃。

新工业革命:中国席位在哪儿

  巴黎副市长Sautter先生

   在巴黎,我们见到了负责就业、经济发展和国际吸引力的副市长Sautter先生。摄影师一按快门,他就用英语喊道:欢迎到法国投资!11月23日早上,我们同近10家法国中资企业协会成员与Sautter先生共进早餐。他告诉我们,巴黎市经济发展署专门设立了负责中国事务的专员,为中国企业在巴黎开展投资经营提供便利。

  “中国已成为欧洲重要投资来源国。”Sautter说。德国汉堡港集装箱贸易的情景为他的判断提供了注脚:每三个集装箱里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往返中国的货运量每掉下1个点,整个汉堡港成绩单都会变得像被火烧过一样难看。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有50万人,其中70%居民的生活与中国有关。2012年1-10月,中欧贸易额达4528.3亿美元,这也是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突破5000亿美元,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去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欧洲并购交易额较2011年同期增加了58%,达到70亿美元,占同期海外并购交易总额的31%,大量交易都集中在制造业。不用再拉出那个长长的名单,仅在以制造称雄的德国,电子厂商Medion AG,液压技术全球领先者凯傲集团(KION),建筑设备公司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施维英(Schwing),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凯毅德(Kiekert)等,都已经,或将要有一个中国老板。在2011年底一次公开讲话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任李荣融曾提示:欧美经济疲弱对中国的机械装备制造企业来说正是投资良机。

  通过这些貌似甜蜜的婚约,觉得中国能够分享欧洲再工业化的红利,则是一个狂妄的幻觉。中国能够参与其中的,多是欧洲工业的存量资产,而欧洲“新工业革命”的增量资产,则是由原材料革新、绿色能源、微电子与纳米电子技术、机器人技术等构筑的全面产业升级。这场盛宴中并没有为中国预留席位,欧洲虽然需要中国人扮演“白衣骑士”,但排斥将“中国模式”引入这块大陆。他们认为,低工资基础上的工业复兴不会成为人民与国家的福祉。

  回到国内第一天,我发现办公区大桌子上放着一台红蓝相间的机器,这就是传说中的3D打印机。一位年轻的同事正兴高采烈地用它为大家打印出圣诞老人。必须承认,它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神秘,有点像20年前就风靡中国乡镇企业的注塑机。

  当我们在围观圣诞老人时—制造类似模型也是目前3D打印机在中国最普遍的用途,比利时的梅洛特公司已开始与中国青岛一家纺织厂合作,“打印”纺织机轴承。传统工业流程需要84小时完成的零件,现在只需24小时,而且每个轴承成本由几十欧元降至1欧元。

  用了30年时间,中国终于进入全球制造业强国序列,过去十年中它不再仅限于生产廉价鞋子与部件,而是将精力释放于基础工业与精密产品。一种常见的观念是,如果有足够时间,中国制造终将彻底打败它所有的老师。不过,看到欧洲与美国正在发生的工业变革,以及支撑变革背后的力量,再对比中国近年来隐约出现的实业空心化之忧,不由得令人担心,中国会再次输在新一轮产业升级起跑线上。

  我们可以将时距拉大,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大清帝国正抵达繁荣的顶点。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朝廷重申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依然比试舞刀射箭,五年后,经历数次破产的英国人瓦特终于成功改良了蒸汽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傲慢地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曾引起广泛讨论的“李约瑟之谜”是: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还比欧洲先进,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呢?2012年,伦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对来访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新李约瑟之谜”,即如今中国正在变得富有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利于迅猛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呢?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杂志欧洲特派小组,一行三人,23天,尝试描述徘徊在“新工业革命”隧道入口处的欧洲。我们对欧洲经济的冠、亚军德国和法国给予了更多关注,它们在这一历史瞬间的兴奋、争执、犹豫、困惑,或许能为中国怎样面对“新李约瑟之谜”提供借鉴。

责任编辑: 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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