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政府效率悖论导致社会矛盾激增

2013-01-11 15:51  来源:新浪财经

  患上了“效率依赖症”的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以经济指标与经济效益为指挥棒,扮演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等全能角色,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和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为代价,从而形成了政府效率悖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论述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时,曾提出了“政府悖论”这一命题。我针对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中的实践,将诺斯的“政府悖论”引申为“政府效率悖论”,并用以解释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为什么各种社会问题蔓延不止。

  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来搞计划经济,效率极其低下,把与世界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大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政府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思维理念指导下,追求高速度,以年均9.0%以上的速度加速度发展。

  1978年我国的GDP只有3645亿元,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再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2006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增加2万亿元。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50万亿,扣除价格因素,比2005年增长75%。这种速度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公平与效率,始终是治理者的一种两难选择。中国长期在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计划经济怪圈中徘徊,对效率的渴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诱因。一旦进入效率至上的市场经济轨道,政府便像注入了一剂效率兴奋剂,产生了一股不可遏制的巨大效率惯性和强烈的路径依赖。GDP万能,GDP崇拜,增长就是一切,“做大蛋糕”成为中心工作。

  于是,政府在这种创造GDP运动中,目空一切,什么资源稀缺,什么环境恶化,什么生态破坏,什么社会矛盾尖锐……这一切统统被GDP掩盖。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与高效率为目标、患上了“效率依赖症”的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以经济指标与经济效益为指挥棒,扮演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等全能角色,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和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为代价,从而形成了政府效率悖论。

  据大量的资料证明,由于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乡镇企业、“五小工业”高速发展时期,我国的江河湖海的污染速度超过了过去500年来的总和,几乎有水流的地方都有污染,太湖、洞庭湖、鄱阳湖、滇池、淮河、渤海、黄海等,其污染程度几乎很难恢复到原始状态;30多年改革开放对资源的滥开、滥采和粗放使用,其数量相当于过去1000年的总和,很多矿产几乎覆灭,大量野生物种消失、绝迹,地下水超采导致很多地面下沉,70%的河流断流甚至干涸,连“母亲河”黄河也难逃断流的厄运。

  更有甚者,这种对效率的过度追求,还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灵魂。人人以“快”为美,所谓“一天一层楼、十天一座桥、一个月一条路”的非科学行为被作为典型宣扬,于是乎,全国上下到处是造楼运动、造桥运动,中华大地被钢筋水泥堆砌,柔软的大地变成了硬邦邦的钢筋水泥林。

  政府官员们在这种“效率万能”的思维定势下,从骨子里迸发出的效率冲动支配着自己的一切行为。快速致富、快速脱贫、快速发展压倒一切,于是滥用公共权力、不择手段的“设租”、“寻租”、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强烈的以权谋私、效率谋私的诱惑力,使得很多人成为“效率”的俘虏,栽倒在所谓的“效率”的脚下。

  效率的冲动,使得政府的眼中只有经济效率没有社会公平,于是种种社会矛盾产生,中国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和多发期,贫富分化悬殊,基尼系数超过0.5以上,财富以“高效率”迅速积聚到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面临着生不起、死不起、病不起、学上不起、业就不起、房住不起的尴尬局面。于是,效率催生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自杀自焚事件、铤而走险事件,政府只得异化职责,减少、放弃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将“维稳”作为自身的中心工作。

  我不得不说:“政府效率悖论”的恶果,全是“效率”惹的祸!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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