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人的城镇化”才能推动消费

2013-01-12 10:58  来源:华夏时报

  自“十八大”以来,“城镇化”无疑成为最为热点的话题。近日李克强副总理强调,中国作为大国要立足内需,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内需。这一论断无疑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同时也隐含了理论界的一大共识,即城镇化可以有效推动消费。

  这一理论的诠释可以追溯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二元结构理论指出,城乡之间在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上的差异使得农村人口向生产率、工资水平高的城市转移,这种趋势会扩大整个社会的需求水平。

  1978-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稳步提高至51.3%,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大大快于同期世界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约0.39个百分点的速度。但我们却并未看到消费率随之增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的48.79%回落至2011年的35.42%。与发展路径可以借鉴的韩国相比,当前城镇化率与其1968年水平基本一致,但居民消费率却远低于韩国当时75%的水平。

  虽然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的转轨等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而且消费率过高同样不是好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与东亚、东南亚类似国家相比,抑或是与欧洲同样的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均过低。基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应该能够推动消费增长,但在我国当前却出现了这种悖论。

  笔者认为,其中缘由不是因为城镇化推动消费增长的理论出现了问题,而是我国城镇化效率出现了问题。城镇化无法有效推动消费,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产生的现象,要分析其问题来源,则不能只孤立地分析城镇化,而是要将城镇化结合消费与工业化来进行分析。

  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使得需求上涨,进而带动工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供给,供给增加后工业化实现了拉动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进而传导至城镇化。工业化创造的供给需要由城镇化创造的需求来消化,消化的同时城镇化对工业化也形成一定的拉动作用。城镇化的推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条件、增强规模效应等途径进而传导至居民消费,使得消费水平增加,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因此,城镇化未能有效推动消费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使得工业化形成的供给无法被当前需求消化;二是城镇化无法对居民消费形成有效的传导过程。这样就形成了只能消费单方向的驱动城镇化,而城镇化却无法有效促动消费这样一种现状。

  由此,城镇化的进程相对来说陷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其单独依靠农村人口进城而提高人口城镇化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是破坏城镇化发展良性机制的一种盲目手段。由于城镇化推进缓慢,导致居民消费在城镇化这个增长极上无法有效运转,而城镇化推动的是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享受城市待遇,因此农村居民在这个点上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其结果亦无非有二:一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比城镇来说越拉越大;二是即使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也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

  笔者认为,在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长期体制不健全所导致的。新中国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实行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为主的政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速度十分缓慢,且由于政策的人为性,上世纪60年代甚至出现了“逆城镇化”的风潮,导致体制在初期就出现了偏差。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实行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小城镇化战略,此战略又把城镇化推进的速度降了下来,大城市的发展严重滞后,而小城镇的发展速度虽然十分快速,但发展质量却不高,仅仅是人口从农村迁移到了城镇,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的转变。直到中共十六大以后,政策开始转向,“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综合发展”的道路才令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走上了积极正轨,人口开始从农村大量进入城市,中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转向东部沿海地区,在带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城镇化率,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

  但体制问题当前仍旧没有彻底解决,户籍问题依然是阻碍我国城镇化水平由速度向质量转变的严重障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收入水平提高了,但是由于户籍的限制,其本人无法享受社会保险等福利,同时家中亲人也无法迁移至本人所在的城市。即使迁移过来,远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和歧视问题也令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艰难。他们会将所得的收入大部分寄回家中,造成了“这边赚钱,那边消费”的异地情况,因此这种人口城镇化的提高根本无法带动本地的消费水平,这是造成城镇化无法推动消费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乡消费的良性循环互动根本无法形成。因此,提高城镇化效率,尤其是形成城乡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发展格局,是我国借助城镇化推动消费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释放制度红利成为保持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发展的共识之下,一系列体制问题的破冰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释放消费增长潜力。这里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打破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培育城乡制度的贯通机制,以市场机制来解决城乡矛盾。这就要求应尽快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有所突破,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户口的改变,其核心是城市福利待遇能否公平地覆盖到每一位进城人员。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仍大有可为。一方面,城镇化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众多和耕地资源有限,城镇化有强大的内在压力和动力。笔者此前测算过,农村劳动人口的完全转移,即中国完全跨过“刘易斯拐点”的时间点可能在“十三五”末期。因此,未来10年仍有 2亿-3 亿人需要进入城镇,届时我国城镇化率保守预计可能会达到 70%左右的水平。

  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同时强调的,要把城镇化的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面对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果体制上的改革仍无法及时跟进,那么中国依靠投资“单条腿”走路的局面就不会改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遇到严重阻碍。如此,依靠“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消费转为内需型增长的目标又将从何谈起?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岳安时 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经济研究组成员)

责任编辑: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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