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新需求侧配合新供给侧 中国经济正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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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由于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中国居民逐步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

  大公财经7月15日讯  老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老投资就是房子加基建和产能,老消费主要是房子、车子、家电,出口原来主要是为欧美生产的山寨化产品。眼下传统三大投资领域全面减速,产能过剩和债务约束问题严重;传统“衣食住行”消费也都一定程度上趋于饱和,官方解读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与此同时,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消退,也使得出口对增长的拉动力减弱。

  新需求就是新三驾马车:新消费就是消费升级,消费的品质、内涵扩大,同时发展新型的消费增长点。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为居民的需求充分释放提供了前提条件,并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新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形态则将推动消费不断升级。

  重构内外循环格局

  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普及化,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下,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在内的需求增长巨大,这些都是新消费的来源。具体而言,新消费包括传统消费升级与品牌化、文化体育和健康等公共服务类消费的普及化,以及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的科技化和互联网化,同时伴随着个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

  新的投资是智慧的投资和有效的投资,它体现在深度城市化里头的新一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即我们所强调的深度城市化,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够大投资与需求层面的想像空间,将与消费升级、人民币国际化共同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将成为中国经济冲出三重断裂带的重要抓手。其主要内容包括教科文卫体,新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海外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在全球化大循环出现局部断裂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建立以自己为主的小循环或内循环:一方面,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绿地投资,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来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另一方面,通过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结构激发内需潜能(投资+消费),形成内部的自我循环。

  具体而言,首先是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破解发展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缺失。在增长动力方面,在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将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锦标赛,升级为20至30个超级城市群之间的比赛,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保障地方的活力释放,也强化了中央的有效指导。通过“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实践建立起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

  推进公私合营模式

  其次,可在范本建设中大力推进PPP,即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进行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和民资参与不足,是目前地方政府的深度城市化支出财力紧张的两个重要原因,而解决途径也将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包括房地产税的完善等,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独资、控股、参股或者以BT、BOT、PPP等市场化模式参与投资建设运营,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核心亮点。

  新的出口主要体现在新的市场,以高铁核电为核心的升级产品,从加工贸易到一般贸易的升级,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保驾护航下,向亚太和其他新兴市场地区输入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分散贸易对手风险,更有效的进行外汇投资和积极参与全球货币竞争,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一方面“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和多层次的自贸协定以及国内自贸区的建设,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

  在“十三五”开局之际,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策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战术安排。

  供需错位亟待解决

  “供需错位”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住房、教育、医疗甚至打车等问题无不透视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传统消费价格持续下滑;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马桶盖也要奔赴日本购买。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因此,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

  供给的核心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目前很多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部分产业已经达到甚至超出资源承载能力,旧模式下的支柱产业房地产的库存压力很大,企业杠杆率偏高也使得投资加杠杆的模式难以为继。这种产能过剩进而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同步发生,形成负向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来看,根据生产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而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发展、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使得依赖人口红利不再现实,企业杠杆率偏高、投资边际效应递减带来的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下降,引进外部技术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瓶颈期,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后发优势都正在逐步消失。

  当一个经济体要素驱动不具备可持续性,那么经济持续高增长就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或制度革新改变生产函数实现。因此,中国式的新供给应该从生产函数的各个组成成分入手,进行相应的改良,尤其是通过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要素驱动转向要素效率驱动,再转向创新驱动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事实上,本届政府已经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取向都是从“新供给”主义出发,改善生产函数,提高要素效率。

  技术进步成为关键

  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进、管理水平提升,还包括制度创新。简而言之就是五新产业,即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组织必然是未来产能供给的增长前沿。此外,新制度是创新发生的重要保障。技术进步将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的整体移动。

  首先是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来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最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其次是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这块主要就是围绕“互联网+”领域展开,即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时,推进“工业4.0”,即“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重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互联网+”将有效的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最后是新制度。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包括简政放权、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内容。总体而言,这都会使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和资本的成本明显下降,会使得不仅是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上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整个经济也会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作者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邵宇)

责任编辑:李小龙 DF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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