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化与个人重启

  生活在新世纪的人,与上一个世纪的人,注定越来越陌生。

  你的圈子在不断迭代、重建,谁也不知道自己会爱上谁。

  企业必须更懂竞争对手,而你必须化身变形金刚……

  曾经坚如磐石的世界,现在却柔软如胎,一切都在重新启动。

  ■文/孟庆祥,管理学者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古语描述现实是最恰当的:一个公司迅速兴盛,又雪崩般倒闭;一个产品很容易爆款也会突然消失;人的兴衰周期也变得非常短暂。

  过去的时代,没有一项技术对人提出新的要求,汽车虽然是一个大产业,会改变商业和居住,但它只是交通工具。电视虽是信息终端,它也只是把人绑定在客厅中收看节目打发无聊的时间。社会依旧按照它的发展方式在不断地进化,人的思考方式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多维需求在不断重启与迭代,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且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充满了可能。

  尖锐的分化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农业社会一直保持着适度的分化,占有土地多的人成了大地主,没有土地的人成了雇农。一个大地主很难拥有范围过多的土地,因为粮食产品运输到很远的地方就会丧失经济性,所以雇农也不太可能失业,因此农业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并不高。但到了工业社会,大规模的快速复制使得贫富分化加剧。

  到了信息社会,我们可以分解为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智力劳动成为一种主要劳动形式的社会,贫富分化会更加严重,科学家模式取代工程师模式、产业的集群效应等都是加剧分化的因素。

  从野蛮人到高雅人

  2009年,英国伦敦经济学校达尔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奥里佛?卡里,对人类未来的进化进行了大胆预言。他说,在10万年之后,由于社会贫富阶层两极分化,人类将彻底进化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亚种——英俊而聪明的“高雅人”和丑陋而愚笨的“野蛮人”。

  “高雅人”处于社会的顶层,由少数拥有特权、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健康的富人进化而来,他们聪明且富有创造力。而“野蛮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不仅身材矮小肥胖、智力低下,寿命也大大缩短。由于两个种族之间水火不融,甚至会爆发大战。

  然而,人口流动的效果在21世纪就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我一直担心移民和遗传导致人本身的分化。信息流动可能会加速同类人的聚集和婚配,学校的档次、公司雇佣员工、网络社交等都会让更多同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婚配会改变传统基因配对的概率,过不了几代就会形成明显的分化。

  而且这样的分化是全方位的,任由自由市场发展,不同行业、不同公司之间都会出现巨大的差别。如果说高位者和普通员工收入差别来源于制度,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就是以金钱衡量不同行业效率的差异造成的。那么,100个人编制一款大型游戏,如果恰好它又畅销,这100个人就可以赚全国数千万深度游戏迷的钱。

  历史上思想家大部分是落魄一族,没有人能把高明的思想卖个上好的价钱。但如果你能把智能产品嫁接到一个有形的产品上,充分发挥工业的复制能力,那它就会成为最挣钱的东西。

  从工程师到科学家

  1947年12月,晶体管问世,成为微电子革命的先声。人们可以用一个小巧的、消耗功率低的电子器件,代替体积大、功率消耗大的电子管,电子行业从此发端。从整个科技发展史上看,不乏重大发明创造,却很少有什么发明像晶体管一样,有无穷无尽的衍生品,需要多多益善的工程师。

  1879年,爱迪生找到了灯泡最好的材料,即便在当时的情境之下,灯泡的发明不是很难,技术含量也不是很高,但它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灯泡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需要的工程师数量也不多。

  我们将灯泡这种只需要少量工程师的行业称为“科学家行业”,将和晶体管类似需要大量工程师的行业称为“工程师行业”。

  在可预见未来的技术制高点,我们很难想象会出现一个新的“工程师行业”。生物制药、基因工程、新能源等,无一不是“科学家行业”。这些行业一旦被科学家发明,重大的工艺得以突破,接下来就只是制造问题,难以想象这些行业会衍生出哪些多样性的相关产业。

  科学家行业的崛起和工程师行业的衰落很可能会成为本世纪的主旋律。科学无国界,工程有国界。即使短时间内,科学被一个经济体锁定,也很难长期地获得巨大的持续利益,这是市场经济天然的、难以弥补的漏洞。从经济利益上说,从不进行科研的猥琐模式似乎是更有经济效率的方式。没有人因为朗讯公司出过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购买它们的设备,中国公司不会,美国公司也不会。

  由于科学距离经济较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发现他们的科研成果很容易被模仿者“剥夺”,公司就越来越不愿意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非盈利组织、政府和大学等在科学家模式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非盈利组织的介入又会加快成果扩散,提高智力劳动成果的利用率。

  互联网社会的个人进化

  1970年,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写了一本叫《文化与承诺》的书,她预见性地提出了“后喻文化”这个概念。按着米德的观点,农业社会是前喻文化,所有的人都像有经验的老人学习,因为农业社会积累的科学很少,世界变化缓慢,老人的经验就很重要。工业社会同龄人的知识更有价值,相互之间的切磋就成为社会的主流,称之为并喻文化。而信息社会,年轻人在新观念、新科技良好的接受能力而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年长者反而要向他们的晚辈学习,称为后喻文化。

  米德提出“三喻论”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诞生,是一个纯粹的电视时代,她敏锐地察觉到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新知识的能力更强。

  在互联网时代,加强了后喻文化效应,年轻人从网络上接收到比电视多得多的信息,其知识、见识更有远超前辈之势。

  为什么年轻人能从新媒体中获得更多的信息,适应能力更强?这是目前心理学认识尚不明确的现象,更没有人给出合适的解释。

  互联网时代,尽管只有少数人明确感觉到青少年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可这个事实却改变了很多商业理念。敏感的公司发现抓住年轻人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引领潮流,互联网公司已经认识到得屌丝者得天下的道理。

  互联网时代金字塔的组织结构正在被扁平的组织淘汰,命令式的管理已经输给平等讨论式的沟通。

  由于信息的流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会增加很多“弱关系”,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时间被处理信息的时代抢夺。

  好消息则是弱关系正在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1973年提出弱关系理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他在寻访麻省牛顿镇的居民如何找工作,以反映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发现,紧密的朋友反倒没有那些平时很少联系或不怎么熟悉的人更能够发挥作用。事实上,紧密的朋友基本帮不上忙,真正能介绍到工作的往往是陌生人。

  格兰诺维特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认为强关系之所以不太容易帮上忙,是因为强关系的人之间具有更多的交集,而找工作需要的具有互补性信息的人。我并不认同他的解释,弱关系有更大作用的原因主要是不管是找工作还是干某种事情,都是因事找人,而非因人找事。由于弱关系人数远多于强关系,所以弱关系帮上忙的概率更大。

  弱关系时代意味着潜在和你打交道的人增加了,为了寻求资源、帮助和协作,每个人要和很多弱关系发生联系,变成“自来熟”,迅速进入角色的能力就显得更加重要。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有利用网络展示、发布自己信息的机会,每个人都会有更多的弱关系,如何建立个人的品牌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信息充分流动,每天都有新观念、新方法、新流行的时代,只有迅速更新自己,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尤其是从生物意义上越来越丧失好奇心和学习本能的中年及以上的人。无论从那个角度说,过时都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概念,尤其是过时的不是你的服装和外在之物,而是你自己本身。

责任编辑:张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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