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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玉贵: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挖掘增长潜力

从1978年至2012年,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要素中,资本的贡献率是71%,劳动的贡献率是8%,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是4%,人口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10%。

  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政策红利的释放本身并不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在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唯有加大对人力资本与技术研发的投入,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引致规模收益递增,激活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既有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在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政策基调下,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一个月以来,国务院先后推出了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月销售额不超2万元企业免征两税、“营改增”试点扩至全国、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宽带中国”战略、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等8项重要政策措施。预计随着各项措施的逐步落实,中国经济有望在年底企稳回升。

  不过,尽管“向改革要红利”的施政方向值得肯定,但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以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来看,显然,中国经济若要在“十三五”乃至其后的5年里求得7%左右的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上述增长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必然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从现代经济增长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会永远高速增长,有关研究表明,过去100年里有40个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的时候,有31个经济体经过拐点之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而今,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因此,经济增长出现拐点是非常自然的逻辑安排,无须大惊小怪。过去30年来,物质资本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一直是显著的,这与国家的政策密切相关,中国经济在技术进步与应用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和大量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得到进步,但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难以持续的。研究表明,中国在人均收入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致全要素生产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外资直接投资(FDI)在1994年前对GDP的增长有显著性正影响,之后也下降了,经济增长更依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即将突破9万亿美元乃至10万亿美元,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则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显性风险就会在内部循环,随时可能使得经济列车脱轨。可以想象,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有美国7%、单位GDP能耗是美国3倍的中国,要维持年均7%-8%的增长率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且不说中国业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载既有增长模式造成的进一步污染,就是国内并不丰裕的存量资源大概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天量需求;当然,我们可以将资源缺口寄望于国外弥补。但在全球资源日渐稀缺且主要能源矿产地带基本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控制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如何确保经济发展所需的巨量资源供给尤其是能源安全?假如中国不能克服资源供应瓶颈,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则一旦在资源获取方面遇到难以克服的国际阻力,中国经济发展又将如何得以持续?

  • 责任编辑: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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