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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户籍改革路线图确定

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多数小城镇远离大城市,土地溢价不高、就业机会稀缺、市场中行政色彩浓厚,无力解决农村居民落户的长期成本。

  户籍改革路线图确定

  2013/7/1 解放日报

  中国中小城市将很快取消户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农民的世袭贱民身份,跳出从1958年至今的户籍轮回。

  6月26号,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城镇化轮廓浮出水面:人的城镇化比土地城镇化更重要,以城市群方式节约资源。对人口城市化,相关表述为“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异地就业城镇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户籍制度松绑路线图勾勒出,先放开小城镇与小城市落户限制,而后放开中等城市,最后是大城市——大城市户口依然具有极高的含金量,小城镇是吸引农村人口的主力,如同大量卫星,拱卫在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外围。城市群建设成功时,这些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形成互相依赖的主体。比方言之,中国的一个个城市群如同一个个银河系,最后构成壮观的城市宇宙。

  这是渐进的户籍改革之路,在没有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与均等的公共服务之前,彻底放松户籍的结果,结果一定是巴西式的贫民窟模式,而非日本、韩国式的有序模式。

  对于城市化的成本不妨考虑得严重一些,再严重一些,如此才能在推进时有备无患。

  我国伪城市化现象严重。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200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实际进入城市户籍体系的城市化率仅为30%多。

  据公安部统计,从2010到2012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835万人,进入城市的人口超过了每年的净增长人口。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共有13.54亿人,比2011年年末净增669万人。每年农业人口大比例流入城镇,意味着农村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逐渐下降。不可忽视的是,有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纳入城镇人口统计,但他们的下半截仍在农村,从福利保障属性论,依然属于农村居民。

  市场自发的城市化,会通过生活成本、就业压力向市场传导迁移的最佳城市,而我国是行政主导下的城镇化,人口迁移路线取决于政府的规划与城市资源集中程度。

  放松小城镇户籍限制的最大障碍是,小城镇的财政压力如何解决。多数小城镇远离大城市,土地溢价不高、就业机会稀缺、市场中行政色彩浓厚,无力解决农村居民落户的长期成本。

  解决财政问题的良方是培育较高的土地溢价,前提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合理的税收制度,导入企业与市场。根据徐绍史先生的报告,从2000到2011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速,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10万亩以上,但开发强度普遍偏低,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1以上。我国的土地使用效率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说明各地在财政压力下,不断推出低价土地甚至以零地价吸引企业,饮鸩止渴。单位面积创造的GDP远不及经济发达地区,廉价甩卖土地无法提升质量。

  目前我国大城市土地溢价极高,说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聚能力,这些核心城市内部首先要取消农村与城市户籍的区别,而后在这些城市群之外培育核心城市顺理成章、事半功倍,北京将城市群扩展到河北的小城镇,而上海扩展到苏南、浙北等小城镇,以轨道交通带动一体化,吸纳有就业能力的人口,既顺应市场、降低成本,又培育了城市群,可谓一举三得。

  城市群的吸引力,如水顺势而流,从核心城市流到卫星城,而后流到较小的城市群,除英美等国之外,其他国家大都如此。

  • 责任编辑: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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