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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娥:中国面临以改革促发展历史拐点

总之,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迫使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越来越需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而不是大量的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需要中国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增值税出口退税是中国变成制造业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原来的规定是营业税出口不退税,这也是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阶段中国加快改革的迫切性愈发凸现:一是中长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放缓态势,要保持稳健增长需要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二是当前经济回升疲弱与流动性宽松同时并存,说明要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光靠货币政策的放松是不够的,还需推动深层次的制度改革。

  5月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会议确定今年在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民生、统筹城乡、农业农村、科技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力度。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国改革发展正值关键阶段的背景下,本次会议对于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从会议内容来看,本次会议出现了不少新的表述,对于未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值得重点关注。

  现阶段中国加快改革的迫切性愈发凸现

  1.中长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放缓态势,要保持稳健增长需要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

  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3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之后,当前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增速的换挡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一二十年将很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其原因有这样几点。

  一是产能过剩的持续存在使得制造业投资空间受制约,而随着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也相对缩小,现有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二是随着国内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的提高,加上美国等国反思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高增长的时代也可能已经或将要过去。

  三是“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而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

  总之,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迫使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越来越需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而不是大量的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需要中国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

  2.当前经济回升疲弱与流动性宽松同时并存,说明要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光靠货币政策的放松是不够的,还需推动深层次的制度改革

  2013年一季度,在货币数据向好的同时,实体经济却面临着复苏上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M2一直保持15%以上的较快增速,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达103.61万亿元,首破百万亿元大关。但与此同时,一季度中国GDP仅增长7.7%,大大低于市场预期,反映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依然疲软,复苏基础尚不牢固。

  这还说明,一季度较为宽松的流动性并未对实体经济形成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一方面缘于银行存款数据往往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季末“虚高”成分较多,3月新增存款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月末冲量。另一方面,3月新增贷款中,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增量占了60%,贷款被企业用于维持支撑经营周转而不是中长期投资,也说明实体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制造业活跃度仍然不强。这意味着要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光靠货币政策的放松是不够的,还需推动深层次的制度改革。

  而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经济的高增长始终伴随着改革的推进。一部中国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史。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80年代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国企改革,90年代的财税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等都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增长动力,现在中国又到了一个必须以大改革促发展的转折阶段。

  • 责任编辑:安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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