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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宪忠:从城乡一国两制的历史悲剧说起

关于“三年困难”的成因,毫无疑问只能来源于“天灾”和“人祸”两个方面,放大“天灾”和减轻“人祸”,则是中国官方一贯的做法。缺乏的是历史反思和理性良知,不缺乏的是特权无耻和愚昧无知,至多只能给我们中国留下一个模棱两可和支离破碎的模糊记忆,并有可能成为阻抗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阴影。

  中国政府自1949年由农村进入城市后,所建构起来的许多制度,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迁徙制度、医疗制度、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就像修筑起来的一堵高固坚厚的巨大城墙一样,城墙的外围还挖掘了又宽又深的巨大护城河。城外边的所人就是居住在农村并从事农业的农民,城里面的所有人就是那些具有优越感的官员和市民。长期的战争虽然彻底底摧毁了作为安全屏障的砖石城墙,但此后随即建构起来的制度之墙却更加坚固耐用和高大厚重,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也没能将其摧毁。虽然城里城外同属于一个国家,也主要是由城外人打下来的天下,但城里城外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概括地说就是“一国两制”。尤其可怕的是,城外的中国农民占居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六十多年后的中国农民仍然没有得到六十多年前许给他们的各种承诺。

  中国农民堪称为当代世界上最为勤劳善良的的农民,但在高度集权型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民被迫成为了政府最好管理掌控的农民,事实上更是最为痛苦不幸的农民。在中国农民占据了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下,如果没有中国农民的解放和富裕,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将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在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居住在城里的各类官员都是拥有绝对自由的一等公民,居住在城里的普通市民都是拥有相对自由的二等公民,居住在城外的中国农民都是被隔离和被边缘化的三等公民,当然还有在城外监狱里关押的四等“公民”。官民对立和城乡割裂是高度集权型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在此制度框架的约束下,只有成为市民才是脱贫的惟一希望,而只有从政做官则是发家致富的惟一路径。做官不仅可以赢得个人的尊严和体面,并且还可以“一人做官,鸡犬升天”,整个家族和亲朋好友还会获得先富带动后富“扩展效应”。其实,做官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在消耗和挥霍财富,而且是消耗和挥霍由国民大众所创造和上缴的财富——税收,更为可怕的是,迄今为止,“官本位”还仍然是中国人职业选择的首要决策。

  1957年在城里划定的“右派分子”不许再继续住在城里,而是被发配到偏远的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十年文革期间在城里无业可就的初高中毕业生,也被派往条件艰苦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原本农村家庭出身并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城里人如果犯了“政治错误”,也都是统统被赶往城外的农村原籍等;但从来没有农民犯了“错误”而被赶往城里的事情发生,而只能呆在农村继续从事更加艰苦无望的农业劳动;如果城里的弱势人群家庭贫困或者失业,政府就会发给他们最低生活保障金或失业救济金,而农村大量的贫困家庭和失业者(隐性失业)却从来没有人问津;如果城里人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退休后不工作而领取退休金并安享晚年,而农村人永远不会有“退休”之说,一直会在烈日炎炎下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发生了同样的死亡事故比如交通事故,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赔偿金额或生命价值也完全不同,农村死亡者的生命价值也会被赔偿制度所强制贬值┄┄如果尊敬的读者要问作者“农村是什么?”我可以非常贴切地告诉你:尽管有时候农村是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你可以走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农村很像是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

  • 责任编辑: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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