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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用“铁腕”瓦解特权阶层

上述周少强等人的特权,是当下典型的国有企业高管们的所谓职务消费行为。加强有关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与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并据此依法治理,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根本所在。

  何谓“特权”?定义它很难,连《辞海》都回避了。要言之,但凡利用公权力谋取一己私利,就是特权。所以,特权的手段是权力(power),特权的本体是权利(rights)。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特权和腐败是什么关系?二者的边界确实很难厘清,因为它们产生的原因是相似或相近的,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腐败一经查实,就是犯罪,特权则不然,它往往有制度保护,至少有潜规则保护,而且经常表现为集体行为。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特权,都要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但是,重要的问题是,要在容易滋生特权的阶层,加大反特权的力度,并用“铁腕”———法制、法治和改革的力量瓦解这些特权阶层,乃至最终形成平权的市民社会。

  一般而言,拥有公权力的官员阶层,通常就是容易滋生特权的阶层。在现阶段的中国,情况有些特别,除了官员这个特权阶层外,掌控和经营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高管们,他们也是一个容易滋生特权的阶层。在中国,这个阶层有着异常复杂的生成背景。如此规模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如此集中地存在于具有自然垄断倾向、规模经济敏感和资源类的行业,是通过“抓大放小”的改革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格局是转型经济体制的产物。那么,市场经济体制又为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高管阶层提供了什么?提供了为权力“定价”的可能性,进而特权滥用、特权寻租、权钱交易,不一而足。因此,与官员阶层的特权问题相比,在许多情况下,这个高管阶层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现今的体制中,国有企业高管阶层亦“官”亦“商”,权力和金钱结合,并随时可能交易,有着很大的杀伤力。太多的事例可以佐证这个判断。这里,仅举最近发生的珠海金融投资控股公司总经理周少强等人公款消费一例。综观这个案例,我们要问的是:第一,将原本的工作会议改为豪华的晚餐会,这到底是开会,还是宴请?举办如此的豪华宴请,不是特权又是什么?第二,报道称,该公司与华发会馆是同一系统企业,是什么“系统”?华发会馆也是国有企业吗?现实表明,目前国有企业属下的高档接待场所很多,这些场所难道不是行使特权的场所吗?第三,现已查实,珠海市国资委纪委的调查结果与事实不符。它为什么公然弄虚作假,包庇周少强等人滥用特权的行为?如果各级国资委不能有效监管国有企业的高管们,那么谁来保证国有资产所有者———平民百姓的利益?

  上述周少强等人的特权,是当下典型的国有企业高管们的所谓职务消费行为。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失、透明度低和监管不力等问题,所以,国有企业的职务消费藏污纳垢、广遭诟病。最近,国务院国资委主要负责人提出,2013年,“我希望中央企业按照职务消费零增长的要求来控制消费”。还有一家央企宣布,去年人均职务消费下降38%。尽管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但是,当我们不知道原来的基数是多大,其开支的去向如何,零增长又能够说明多少问题呢?下降38%,其绝对额是多少?人们自然会问,如果职务消费本身不合法、不合规,为什么不可以负增长?所以,还是要制定预算并坚决公开,按照中共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精神,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杜绝职务消费中的各种“漏洞”。

  国有企业高管阶层的过高薪酬,金融国企尤为特出,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确定国有企业高管阶层的薪酬,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认他们的“身份”。尽管现在这支队伍的情况有些复杂,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来自公务员队伍,并由一纸任命安排的国有企业高管,是没有任何理由进行所谓横向比较,获取市场化薪酬的。而且,简单地将他们的薪酬与绩效挂钩,也是十分荒唐的。这是因为,他们所在的行业要么是非竞争的(即自然垄断的),或竞争性不强的;要么是具有行政管制的;抑或完全依靠占有国有资源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像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那样,完全承担由于决策失误或市场风险所导致的投资和经营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获取高额薪酬,不是特权使然,又是什么?

  除此之外,“隐性福利”是另一种国有企业的特权。现实表明,行政管制庇护下的国有垄断行业,是隐性福利的大户。何以见得?2009年,财政部专门就此下发《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这一文件规定,“国家出资的电信、电力、交通、热力、供水、燃气等企业,将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应当按商业化原则实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职工及其亲属免费或者低价使用”。然而,此规定在一些行业和企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所以,就有了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 号,就有了用电免费或补贴,就有了近乎免费的单位食堂。更加离谱的是,就有了位于大城市闹市区、仅为市场价1/8的央企福利房。显然在中国现阶段,这一块很难用统计数据反映的隐性的、灰色的福利,和上述职务消费、过高薪酬一起,在拉大收入分配差距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 责任编辑: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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