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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非经济史上特例 未实现超常增长

计算结果是日本度过这个阶段只用了三年时间(1965年-1968年),实现了每年9.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应该是其战后发展史上最快的速度。我以日本在1974年人均$11000水平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22159)为目标,计算了中国经济在2020年达到这个目标劳动生产率所需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速度的代价

  解决效率问题靠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由政府人为地推动技术升级,只能使效率问题更加恶化

  也许是由于一个从计划经济以来就长期无法摆脱的“速度情结”,也许是因为持续的高增长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对很多领先经济体在总量上的“赶超”,速度的重要性使它由一个经济活动的结果、一个宏观经济核算上的统计指标,异化成了目的。在“中央政治集权-地方经济分权”的制度安排下,“速度”等同于“政绩”,这就更加强化了其目的性,激励了各级官员对高速度的追求——理由是只有维持高速度,才会解决现在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种严重问题。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实现更快的速度而进行的竞争愈演愈烈。

  中国并未实现超常增长

  虽然有些学者一直致力于证明,中国经济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成功地推行了改革和有力地推动了增长,但论者有意无意地绕过了其中的低效率问题。毋须多高深的理论,利用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可推断,政府间竞争的代价肯定是要素成本的扭曲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还没有任何实证研究可以提供证据,说明由政府来配置资源,或影响资源分配,可能会比市场更有效率,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政府之间的竞争可以取代市场竞争——尽管政府在原则上接受了市场经济,包括对国际市场的开放。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们就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粗放式发展的问题,政府也开始把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经济发展的转变列入规划,但收效甚微。从2008年危机以来,各级政府似乎都越来越认同“调结构”的重要性,但是,“调结构”从来都是和“稳增长”捆绑在一起的,后者才是“硬道理”。原因很简单,“调结构”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就是说“调结构”对增长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对增长率这个得到普遍关注的政绩指标来说,“调结构”可能带来的“速度风险” 对各级政府以及各级官员来说,是个很大的政治风险。

  实际上,如本文下面所报告的,我们所进行的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过分追求速度并没有带来超常的结果。反而,它支持了这样的判断,即欲速不达。我们谨慎的测算表明,中国经济的起飞和增长速度都并不是什么经济史上的特例。以人均GDP水平为参照,在增长速度上,中国经济只不过是重复了战后东亚经济的故事。而在劳动生产率上,中国和主要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在最近20年并没有出现任何缩小。这就是说,为了生产同样的人均收入,中国人均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或更大的劳动投入。如果再考虑到大量的、没有被支付或没有被充分支付的成本,其中涉及到劳动、土地、环境、能源及金融资本的成本,高速度的代价很难让我们说这不是一个“补贴”出来的增长。

  要比较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高质量的中国经济数据,也需要可比较的国际经济数据。我和在纽约的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及其在北京的中国中心的同事们一直从事非常数量化的工作,包括建立监测美国、中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先行指数和同步指数,以及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的全球经济数据库(TED)。下面的讨论基本上采用我们的TED数据,其中对中国数据进行了必要调整,目的是挤出水分以提高国际可比性。这个调整是在SNA(国际标准的国民核算体系)式国民经济账户的框架内进行的,严格注意了概念、时间、覆盖和部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一致性。PPP的转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GDP的“福利”含义。再者,人均GDP比总量GDP更好,因为它可以排除掉人口规模的因素,虽然它仍然不能等同于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简单起见,我将起点设在人均GDP(PPP,下同)$1000这个水平上(注:本文所有计价单位为1990年可比价格国际元或G-K$)。那么第一个“人均GDP倍增”阶段就是人均$1000-$2000的阶段;依次,第二个“人均GDP倍增”阶段就是人均$2000-$4000的阶段;第三个“人均GDP倍增”阶段就是人均$4000-$8000的阶段(对中国来说,实现人均$8000是2015年,表1中的2013年-2015年的人均PPP-GDP是我的预测结果)。为了本文的目的,我就把这样三个“人均GDP倍增阶段”不严格地定义为所谓“发展阶段”。

  我的估计结果表明,到2010年中国已实现的人均PPP-GDP水平约为$5700(取终端均值$5500),处在第三阶段$4000-$8000的中后期。这个GDP水平表明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和其他经济体以及国际社会可比的“发展阶段”。为了和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从2010年起新的十年“人均GDP倍增”计划对应,表1中也提供了一个对人均GDP$5500-$11000的预测,以及和几个东亚经济体的比较。虽然这个新的“倍增”计划同我的第三阶段的划分有一定重叠,但好处是它的末端时间可以被视为跨越$10000的“人均收入高墙”的关键时间,有利于借鉴其他经济体的经验。

  如果将最近两个“倍增”时期加总,实现从人均GDP$2000到$8000的增长,各经济体平均所用时间大约是19.5年,这和中国台湾所用的时间相同。中国(含对2013年-2015年的预测)和韩国略慢,用了20年;日本较快,只用了17.5年。从年平均增长率看,各个经济体平均速度为7.3%。其中日本最快,是7.9%;中国是7.3%,稍快于韩国的7.1%和中国台湾的7.0%。从人均GDP角度看,尽管采取了过度的行政干预和政策推动等超常手段,中国经济和东亚经济体各国在相似阶段上的增长表现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并没有表现出超常的高速度,完全不是经济史上的特例。

  • 责任编辑: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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