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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培科:不能再纵容地方债务“摊大饼”

地方债未来可实施行政“问责制”和责任追溯机制,尽量避免制造过多的、不负责任的“代际不公”现象 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靠属地居民根本无法抑制,因为地方债和地方融资平台是迫于政绩考核和财税制度,是一个制度性难题。

  在中国经济增速回落、高房价铤而走险、影子银行突飞猛进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业银行和地方债务风险普遍被外界所担忧。

  中国究竟有多少地方债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数。好在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地方债务风险,明确提出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现在中国银监会也已经开始整治平台贷款,对房地产和“两高一限”的贷款已经发出了风险警示,并对外界担心的“影子银行”祭出了铁拳,关闭丙类账户。同时,中国证监会也掀起了对债券市场的监管风暴,这些无疑表明中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全力化解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宏观决策意识已经发生了调整,不再通过“摊大饼”的方式在“发展中”掩盖矛盾和解决问题。

  但要彻底、快速地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在各地换届之后,面对经济增速回落和财政收入缩减、土地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融资的迫切性和意愿非常高,都想通过举债来缓解燃眉之急,并想快速地修饰本地的经济数据和装饰自己的城市名片,地方性融资平台不但不能及时还旧账,反而举借新债的冲动更为强烈。

  要限制地方政府卖地和债务扩张更非易事,为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早在去年4月份就提出了对地方债务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主旨是想表达通过债务属地化或本地化来约束发债主体的冲动,避免债务外延产生的火烧连营,但实施起来仍有诸多阻碍。

  以美国为例,他们发债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全世界举债来维系债务消费的模式,如果只把美国的国债卖给美国人,美国人肯定不会干,虽然属地化、本地化有诸多好处,不会像次贷危机、欧债危机那样出现全球蔓延,但这不符合美国债务扩张和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如果不让美国对外发债,量化宽松的印钞行为就难以为继。若将中国的地方债出售给当地居民,来约束地方政府更行不通,除非行政体制改革,让地方政府变成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居民具有参与决策和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权力,否则约束机制无从谈起。

  我们实施起来并非易事,我们应该朝着“约束机制”这条路来走,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公共服务公开透明,走向阳光化,减少腐败和浪费,避免地方政府的“大跃进”,防止制造地方债务危机和制造“代际不公”。我们知道长期的政府债券往往都具有“跨代分配”的特征,前人短期举债后人长期来还,这样会制造诸多代际不公平现象。尤其在目前中国地方长官任命制的背景下,很多官员的任期都像走马灯一样,而且很多新官上任都要烧“三把火”,于是一些地方政府都采取“长借短用”、“跨代分配”的长期政府债券来弥补财政资金缺口,将长期政府债券用来实现地方政府负责人的短期目标,即在短期之内政绩最大化,而将大量的还款责任延续给后人,这种行为在短期之内虽然会刺激经济,但却会损害长远利益。地方政府盲目的GDP扩张会提前攫取社会资源和经济增长的后劲,会制造一大堆的“产能过剩”和腐败工程。因此,地方政府要量入为出,不能再大规模举债和无限度扩张。

  • 责任编辑:安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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