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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改变政策需要一场通胀危机

七国集团峰会提出要把“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作为系统性风险来加以解决。自从格林斯潘开始呼风唤雨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不仅是美国,全世界都对“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诚惶诚恐。

  七国集团峰会提出要把“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作为系统性风险来加以解决。但是,实施实质性改革的可能性非常低。清除这一缺陷将会引发巨大的全球经济下滑,没有哪个主要国家的政府愿意这么做。

  有缺陷的全球金融体系已经要挟了全球主要国家的政府作为人质。不论危机何时发生,政策重点都是为了短期的经济稳定来安抚金融体系,从而优待“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每次危机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短期经济稳定和长期金融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始于各国央行为了刺激增长而推出的宽松货币政策。这种对货币价格的系统性扭曲激励了投机行为,从而使得一些金融机构愈加庞大。

  只有当全球主要国家的领导愿意为了长期稳定而放弃短期增长时,经济稳定才会真正到来。这个门槛只有在短期形势无法修复的情况下才会迈过去。一场通胀危机正是改变政策所需要的。在变好之前需要先变坏。

  “太大而不能倒”愈加严重

  “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然而,五年后这一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存活下来的银行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了更大的比重。雷曼兄弟让决策者们觉得,即使对于一个中等规模的金融机构也不能让其破产。因此,允许世界上的任何一家大银行破产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对冲基金、非银行贷款人、保险公司这类影子银行体系里的一些参与者也变得“太大不能倒”了。如果这些参与者中有一部分破产了,对投资人和借款人造成的连锁反应将会造成系统性崩溃。政府和央行可能会在下一场危机中被迫救助一些投机机构。“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为何愈演愈烈?原因在于,当前的政策目标被短期经济影响所主导。

  短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所有主要经济体的首要政治目标。货币政策被认为是最方便廉价的工具。因此,经济危机之后,接近为零的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成为主流。人为地压低货币价格,促进了投机活动。由于投机活动是高度可扩展的,一个人管理10亿或者100亿的资金所需要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延长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成功投机者的出现。

  这同样适用于银行。“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接受低成本融资。在政策利率为5%,大银行的信贷风险溢价为1%,小银行的信贷风险溢价为3%的时候,大小银行之间的信贷成本差额不会大到无法通过小银行的市场竞争力来克服。但是,当政策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大小银行之间的信贷成本差额就会大到消费者无法忽视的程度。因此,低利率环境对“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有利。

  在现代经济史的大多数时间里,金融业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行业。即使是行业中最显赫的人物,其资产与GDP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原因在于,金融业长期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了解一个借款人的信贷风险需要密切跟踪,不得不一直紧盯着借款人。因此,像银行和证券经纪人这样的金融参与者往往都是地区性的,拥有了解本地情况的优势。

  然而,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一些金融机构的规模变得极为庞大,变得“太大而不能倒”。世界前十强的银行资产总和接近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任何一家名列世界前100强的银行破产都将是无法想象的,否则将会把一个或两个国家拖下水。很难想象任何政府敢于这么做。

  影子银行系统可能变得更加危险。对冲基金可以通过衍生工具拥有10倍到20倍的杠杆率。一家拥有100亿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其影响力足以与世界前100强银行中的任何一家并驾齐驱。而有此规模的对冲基金不可胜数。

  • 责任编辑:恺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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