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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的"酒潜规"告诉人们什么?

媒体云,广西某县委书记谈到了官场喝酒的问题时,搁出了两句话: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客观而言,很多县委书记是很不情愿进入“酒场”吃喝的,他们之所以“努力”喝酒,只在“应酬”,是不得已而为之。

  媒体云,广西某县委书记谈到了官场喝酒的问题时,搁出了两句话: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见瞭望新闻周刊2013年5月18日)。读来令人思考。

  人们知道,喝酒尽管是古来有之的习俗,但酒精会伤胃、伤肝、伤肾已成了不争之事实。或许是这些原因,多年来医学卫生界总是不断地呼吁人们少喝酒。

  而官场讲喝酒,往往是大吃大喝的代名词,既浪费了财政资源,还会给官民关系蒙上阴影。据2012年《人民日报》一则报道显示: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为1000亿元,2002年达到2000亿元,2005年突破3000亿元大关。因此,对官员喝酒风,不但媒体予以痛斥,就是各地的红头文件也视之为不正之风,要求坚决抵制。但有一个问题似乎在告诉人们,十八大后的中央对端正官员的作风出台了八项规定,官至县委书记的人们对此不会不知道,为何仍要冲这个红灯?

  客观而言,很多县委书记是很不情愿进入“酒场”吃喝的,他们之所以“努力”喝酒,只在“应酬”,是不得已而为之。据瞭望新闻周刊新闻记者对全国三百名基层官员发放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认为面前最经常的公务接待活动仍然是吃饭喝酒。而不少乡镇书记认为,联络上级靠吃喝,招商引资也离不开吃喝。笔者曾在南方一个县的机关工作过,对乡镇书记的“吃喝”注解也颇有同感。乡镇书记联络上级恐怕一是联络管人事的部门,尤其是对自己政治前途操生杀之权的领导和部门更不敢怠慢,请客送礼少不了;二是管政策和审批的部门,要达到目的,仅靠嘴说是办不成事的,请客喝酒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常规。假若说在吃喝问题上不同的是,所联络的部门权力大小,要求解决的事项轻重,和联络的对象的职务的高与低不同而异,反映到接待开支的档次有所区别而异,但决不能少了吃喝请客。

  十八大后,中央出重拳治理官员的作风,震动了各地官员,公众普遍反映2013年的春节风气清净了很多。正如媒体所言,会议研考、检查评比带来的公款吃喝明显减少。但别以为全国各地基层的吃喝歪风会从此收敛,事实并非如此。前段时间,媒体就披露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吃喝饭局由大酒店转移到单位的饭堂或私人的农庄就是证明。事实再次印证了那个老的潜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为千百年来的吃喝文化,顽固得很。

  一些基层官员不惜冲红灯去吃喝,其实也有苦衷。人们知道,时下各地都出台了官员年终考核的规定。其中招商引资项目增加多少,财政增幅多少,GDP增幅多少等,都是硬指标。而新上项目的多少又是基础。一个大项目上马了,地方财政既有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又有建筑报建费的收入,还可以为当地的人员就业提供门路。这样,地方政府既有实惠,又有面子,年终考核自然会有“政绩显著”的光坏。而这一切的出现除了投资项目的实在和国家政策之外,靠“感情引资”往往成了潜规则。所谓“感情引资”,一些基层官员直接理解为“请客喝酒见真情”。

  这样,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方面中央有端正各级官员作风的“八条戒律”,另一方面则有各级地方政府年终考核的大棒高悬,孰轻孰重,恐怕很难简单表态。事实上,一些基层官员既要避免与中央精神直接撞板,同时又需要在年终考核过关,在方法上则选择将吃喝途径转移,而吃喝毫不动摇这样的举措。笔者猜测,广西某县县委书记那句“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恐怕就是由此而来。

  分析基层公款吃喝的矛盾状况,决不是要迁就不正之风,而是在治理公款吃喝这个问题上需要综合治理。既要通过纪监系统的监督和舆论的监督,使公款吃喝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更要探索一整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从财政审批到“三公”经费的公示以及官员工作的监督制度进行改革。我国的香港地区亦是如此,每笔公务接待都须有明细的清单,不得点鱼翅、鲍鱼,午餐、晚餐的人均上限标准分别是350港元、450港元。菜品最多6道,吃不完打包带走。2010年,香港特首曾荫权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仅为511港元。这样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公款吃喝的歪风就没有什么市场。冯创志

  • 责任编辑: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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