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新经济的尴尬

2013-05-15 09:39:53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哈罗德·詹姆斯

  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多数经济体成功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崩溃。虽然实行了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但大幅度的复苏依然没有成为现实。

  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全新社会互动形式的出现,能够解释危机后出现的抑郁情绪和民众对它的认知。长期结构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作性质,也改变了经济交流的方式。

  上世纪早期,农业依然是发达经济体中大部分民众的就业方式。之后这一比例急剧下降,同样的下降也发生在此后的工业就业领域。上世纪后期以来,大部分就业增长转向了以个人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这种模式似乎逆转了以往的历史趋势。

  上世纪初,上层中产阶级家庭曾雇请厨师、女佣、保姆和清洁工等大批帮佣。战争期间,除富豪阶层外,帮佣基本上从所有人的生活中消失了。

  但到上世纪末,不少原有服务业又大规模重新出现了,为双职工家庭提供更多“帮助”。雇佣保姆、临时看护和日间母亲等诸多选择,反映出了在儿童看护问题上的各种应对方式。

  儿童看护之外还有成群的私人教师、考试指导和大学招生顾问。除童年和青春期外,对专业化个人服务的需求也一直与日俱增。

  某些新兴服务业可能完全超乎老一辈人的想象。相亲机构开发出越来越复杂的算法来帮助客户整理浪漫生活;律师起草婚前合约,并承担越来越复杂的离婚谈判任务;设计顾问为我们选择服装和室内装饰;私人教练照顾我们的健康。美容师、肌肤护理师和纹身师塑造我们的外在形象。

  服务业就业拓展的两大领域在于教育和医疗。而这并不是说增加了很多教师或医生。相反,新劳动分工在传统教育、医疗服务之外增加了多层次的管理服务。医生需要专业人士处理保险表格,与其他医生和药品供应商谈判并管理法律风险。教育专家填补一切后勤和管理缺口,开办体育艺术课程,保障多样性,并对私有部门技术转让进行监督。事实上,快速膨胀的管理队伍正在占领我们的大学。

  上述新兴服务都难以标准化,远程提供服务也不现实。看护和顾问都必须亲自到场,而控制也因此成为问题。该如何信任儿童看护服务提供商?小心谨慎的父母找到专业甄别员工和技术的代理来负责监管他们的工作。于是,我们需要更多服务提供商来了解服务提供商的声誉:打分、问卷、对代理商服务进行评判的代理商。

  新的服务型经济把市场延伸到了家庭,此前,家庭内部非正式的帮忙更流行。由于新服务形式下的雇佣和收入更容易被记录下来,这一变化意味着财富和产出会增加,因为以前被忽略的家庭服务现在计入了GDP。

  专家们因此可能会更积极地解读宏观经济。但是对工业化之前的经济来说,个人提供服务的因素则造成经济规模的低估。

  过去的服务业在路易十四宫廷时期达到顶峰,当时有专门的臣子满足国王包括最隐私需要在内的所有需求(有专门的仆人服侍国王如厕)。在当时的社会,私人生活令人难以置信地公开化,而19、20世纪的社会运动极大拓展了个人隐私的领域。

  今天的服务业可以通过统计数据来检验结果,而使人们更加努力。我们所需要的建议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我们所认可的越来越细分的专业人士提供。我们可以轻松管理建议,并利用统计数字来考察效果:孩子的考试成绩有没有提高?我们的健康状况有没有改善?我们的约会对象是不是有更为相同的兴趣爱好?

  矛盾的是,全新技术可能正在消灭隐私。我们正回到路易十四的时代,每个人的隐私都被别人掌握、传播、悄悄谈论。而有了现代电子监控技术,人际关系从未如此极端、如此让人感到沮丧。

  这或许能够解释在经济条件并不那么可怕的情况下,有那么多民意调查表现出公众的不满情绪。主观感觉现代经济增长可能问题多多,甚至不合乎道德要求。(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学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历史学教授。)

责任编辑: 安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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