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地方债风险管理疏堵结合

2013-04-19 09:18:00  来源:中国证券报

  近日,国际两大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轮番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中国主权债务风险快速上升毋庸置疑,金融危机以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率。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其中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97万亿元,占比46.38%。而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近15万亿元,较2010年末增长38%。其中,仅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规模为9.3万亿元。

  面临不断上升的债务风险隐患,监管层已经开始对债务扩张以及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高压状态。去年底,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划定红线,地方政府不得组织单位内部员工集资购买理财产品,不得将储备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出具担保函,公益性质项目不得通过金融机构中的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直接或间接融资。近期,银监会先后发文规范地下金融和表外借贷,严控地方平台贷款总量,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规模。

  不过,从监管层的思路来看,似乎更加注重增量管理而不是存量管理,更加倾向于“堵”,而不是“疏”。就未来整体债务情况而言,预计我国政府债务水平还将继续上升,这将严重影响政府财政能力,偿债压力巨大,单纯靠“堵”的方式难以从根本上管控风险。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38%左右。据测算,若考虑隐性和或有债务,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2012年至2050年间将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在2050年将升至107.7%。

  笔者认为,债务不透明是当前政府债务的最大风险。首先,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政府为核心,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完整的隐性担保体系。省以下各级财政都有相当的融资权,预算软约束现象极其普遍,地方政府能够绕过《预算法》关于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制度规定大量举债,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欠款、挂账和担保产生巨大的非显性债务。由于各级政府间偿债职责不清、事权界限不明,一旦累计的债务风险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势必逐级向上转嫁偿债风险,直接危及中央财政安全。

责任编辑: 安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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