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作时:金融改革难在放开管制

2013-04-13 10:33:13  来源:搜狐财经

  政府是否能放弃简单管理的方式,具体到金融业,就是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出现之后,政府能否放弃简单管制,而采取更难的“积极而不干预”原则灵活管理。

  因为职业的关系,近两年我大量走访了江浙一带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发现有一个现象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效益很好的公司,那就是他们或多或少,但是无一例外地涉足到了金融。程度浅一点的比较多买股票;程度深一点的参股银行,介入担保业,介入风险投资,不一而足。

  这当然不是新闻,媒体们对这样的现象早就已经有了批评,认为经营者们多少有些不务正业,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

  但如果做这样简单的批评的话,那我们可能失去一个观察产业进化的极好窗口,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深度的切片才行。

  首先,如果我们站在民企经营者的角度看,介入金融是他们的一个什么选择?平心而论,任何一个人如果企业经营得好,有很多现金回报。除了大吃大喝之外,把钱花掉之外,拿来做事是一个选择。这就产生了大约十年前的产业多元化。但其实大部分公司的多元化并不成功。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第一代企业经营者大多是因为生活所迫而经商的,其文化程度并不高。因此他们做好一个企业已经不易,更不用说经营一批行业不同,背景知识不同的企业了。

  那么把钱放在家里行不行呢?用现金显然是不行的。因为政府大量放出货币,我们可以看见,十年前的物价与今日的物价,已经差得很多。保留现金肯定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人认为国际金价高企不下主要是中国人在买,是有道理的。只有保留黄金这样的实物,才能防止国内的通胀给持有现金带来的害处。已经没有一个经营者会笨到持着几千万现金让它贬值了。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民企涉足金融,其实与流行的理财热是一个道理:手里的钱可以跑不赢大盘,至少不能跑不过CPI。它的背后,是政府逼的。

  不过,这就形成了民间金融的供方:在通胀的压力下,有钱人愿意对外投资。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有没有人愿意拿钱去投资呢?这个问题显然是多余的。商业的本质是寻求产品和服务的供需不平衡,而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发展并不平衡。所以这样的机会仍然很多,一方面,即使在江浙这样的区域,商业氛围已经很发达,也仍然存在着很多商业机会。而在更为广大的中国范围内,这样的机会更是多到不可胜数。同时大把雄心勃勃想挣钱的人和商业机会匹配,存在大量形成企业的机会。

  而另外,最需要资金的,还有一大批因为各种各样问题陷入资金困局当中的现有企业。与新创的企业相比,这些现存企业对于资金的渴求程度更高,因为有资产,也能接受更高的利息价格。所以资金的需求方,从来也不会缺。

  在整个社会有供有需的状态下,江浙一带的民间金融当然能做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被媒体批评的大型民营公司涉足金融,其实都还是在台面上的正规做法。

  至于各种各样地下的金融,更是到处可见,比如超市的广告牌上,家里的信箱小广告,抑或是通过手机的垃圾短信,都能见到。

  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这就是政府选择在温州做金融改革试点的原因。因为江浙有很好的产业基础,也有广泛的金融需求,所以金融改革应该会很好做,而同时,这也是产业进化的一个关键点:把有钱人的钱投入到经济发展需要的领域去,这是金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把供应和需求阳光化,其实是让民企经营者原来自己干的事情纳入管理的正常之举。

  不过,这样的改革,必然还有另一个参与者,那就是现有金融体系的成员——现有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现在看来,这个参与者的势力和影响力,会非常之大。

  与所有行业国企反对改革的声音相同的是,金融业改革的反对理由大概有三种:一是社会稳定,因为金融业事涉货币安全,不能让国企退出;其二是民企一旦参与之后,随之而来的需求必然是利率市场化,而这涉及到了政府对于整个国内经济秩序的控制能力,所以很难放弃;第三则是金融业大量的现有从业人员,多有与政府高层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这些人去直面竞争,也是中央政府所不愿意的。

  这很可能是金融业改革棋子屡举而不放的深层原因。

  之所以说中国改革到了深水区,金融改革是一个缩影。改革之难,涉及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几个因素。这其中包括:

  政府是否能放弃对于全社会的控制,采取开放的心态来引领中国社会的进步,在金融业就表现为能不能因为它会解放生产力而不管其他麻烦;

  政府是否能放弃简单管理的方式,具体到金融业,就是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出现之后,政府能否放弃简单管制,而采取更难的“积极而不干预”原则灵活管理;

  当然,更为重要而直接的要求是,放手让金融业这个传统上的“亲生儿子”直面来自于全社会的竞争。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大陆版译本中提到过一个细节:在中英八十年代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过程当中,港英当局鼓动香港本地士绅与邓公对话。一个保守的议员在对话中提出,他怀疑中共下级干部能否具备香港复杂问题的能力。邓公当时厉声回答说:这种观点无异于说只有外国人能管好香港,这种态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态的影响。

  邓小平的话可谓掷地有声。那么现在到了新一代领导人用金融改革的行动来证明邓公的话的时候了。

  (作者系财经作家) 

责任编辑: 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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