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庆:中国不能将二次分配当改革重点

2013-02-24 13:47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国这30年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总结两点,第一,在当时的背景下,改革的动力已经足够强大了;第二,中国找到了一个很独特的社会变革方法,一个是试点,一个是开放,很成功。但现在的中国,不像3 0年前推动改革时那么迫切,改革成功之后,就是改革动力的消退。也就是改革只完成了“上半场”,还要接着改,完成“下半场”。

  下半场的改革问题,主要有四项。改革动力在何处?原来的方法要不要坚持?到底是公平取向还是效率取向?到底哪些领域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哪些领域是还没动,又必须改的,需要列个改革的清单。

  没有动力是很难推动的。很多国家的改革是由两个阶段组成,前面是政治不动,经济领域的变革,然后产生了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必须进行第二场改革。很多人认为中国也会走这条道路。从动力的角度讲是对的,但不能为了改革而期待一场大的危机,为了改革而改革,且中国不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看不到经济崩溃的迹象。

  改革动力的凝聚

  后续的改革,最伤脑筋的是,当中国人对改革的热情消退以后,如何去发动它,如果在民间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没有形成一种从下到上的紧迫感,改革是很难推的。

  现在对改革的呼吁突然多起来,这也发出了一些信号,至少某些人意识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但一部分人意识到是不够的,必须变成广泛的共识才行。问题的存在和积累就是动力之源。现在有很多问题又积累了起来,开始产生后果。

  一是增长减速的问题,它会使很多隐藏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增长减速后,经济规模会有收缩,比如房地产开始进入一个增速较慢的轨道,出口加工也换了轨道,这都会造成一些问题。温州出现企业倒闭潮,老板“跑路”,都是原来没有改革的领域出了问题。这些在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了,只要速度放慢,这些问题就露出水面了。

  如今,无论是一些公职人员,还是富人,安全感都有些缺失,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自己或多或少违反了某些法条。这不是个别现象,不是个人明知故犯,而是法条没有严格执行,是法条本身的缺陷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经济规模收缩时,税基降下来,但政府不想税收减少,就会去执法,一查就能查出一大堆逃税的,而且会大面积发现。这时就会逼迫人们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改革动力的形成有时很奇妙,并不是一定要走投无路才改革。当个体收入提高,生活过得好时,也会面临困境。收入水平低时,送子女去哪读书不构成问题,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当收入较高,而国内的教育问题暴露出来时,就会送子女去国外读书。这时也会回过头来反思,为什么国内没有好的教育系统。以前大部分都只是研究生出去留学,现在越来越多好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就去国外了。这是对中国大学教育体系失望的一种体现。

  举这些例子,想说明的是,最近出现的问题不同于1978年前大多数人在同时间段里遇到的生存危机,穿不好吃不饱,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境。这些问题不是那么集中,有些人感受弱一些,有些人感觉紧迫一些。

  分析解读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是决定下阶段改革的动力来源的关键。但毫厘之间,不同的解读会成为不同的动力。现在移民海外的商人多,去办外国护照其实和当年广东人逃港是一样的,那时是没有活路,现在是没有安全感。如果把这些解读为商人不遵纪守法,可能就要严查,要搞收入再分配。如果把它解读为,是因为粗糙的法条造成的悲剧,那就可能成为后续深化改革的动力。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陆陆续续出的问题也不少了,只要对它们的原因分析得深刻,人们认识清楚了这些问题以后,最终会转化为改革的动力。但如果解读错了,它可能变成一种反改革的动力。现在对房价的误读就导致了一次大的倒退。一线城市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误读以后就打压房价,限购限价这些就出来了。

  互联网时代,民众浮躁,发言喜欢凭直觉,那就更需要理性的力量,更需要令人信服的说法。

  从社会改革的动力原理,可以看到理性分析的力量与重要性,尽管理性分析本身并不是社会改革的动力,但它是通过对社会分析产生动力的推动力。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方向很明确,发展很顺利的时候,学者的作用不是很大。往往在迷惘时,学界的意义才凸显出来,思想变得很重要。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后续改革发动的问题,这不是要喊口号去号召,而是要有让人信服的分析。在目前看不到强大改革动力的情况下,学界应该做点事,通过透彻的分析,促进改革动力的形成。

责任编辑: 安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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