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新一轮经济改革需打响三战役

2013-02-01 11:20  来源:中国证券报

  土地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国资和国企管理体制改革

  30多年来,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口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加快或深化改革已经不仅成了民间和媒体,而且也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呼吁。放大一些说,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在谈改革,但对改革的理解,人们相当不同,这是许多已经陷入困境或危机的国家变革起来阻力重重的原因。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中国的难处究竟在哪里,如何破局,是对当代中国人的挑战。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能破解复杂系统问题。下面,将聚焦经济改革主要矛盾,剖解分歧与共识,从而探寻改革的空间和通道。

  经济改革真正分歧是

  市场的产权基础

  中国改革是从经济体制起步的。1984年中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经济体制改革两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大体上结束了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在方向上的摇摆和分歧。

  到了今天,各种产品的价格基本市场化,剩下少量的能源公用事业的价格要继续改革也没有分歧,只是要平衡通货膨胀压力与城镇居民对这类产品和服务价格调整的抵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要不要”或“敢不敢”改革的问题。甚至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化,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方向也没有大的分歧,只是如何兼顾国内经济和国际 市场的风云变幻,如何权衡搞活金融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从而审时度势作出精准决策的问题。现在争论最多的,浮在表面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问题,而真正分歧的实质是市场的产权基础,其中主要是城市的国企问题和农村的土地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本来是个全球性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入门教科书都会说明,现代经济是混合经济,即政府与市场的混合经济。这一点在统计意义上也是正确的:现代西方国家由政府支配的收入大体占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政府的份额和作用是大还是小,在各国均不相同,也各有利弊优劣,难以分出高下。如北欧国家政府份额很大,但政府为人民做的事也多,收支平衡,情况尚好。美国政府的份额小些,但以小搏大入不敷出,财政赤字惊人,故麻烦不小。也正因如此,在现代西方国家乃至主要新兴经济体,极端国家主义或极端市场主义都没有什么市场。真正的挑战是选择适合自己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与市场的恰当混合。

  中国的情况则有自己相当的特殊性。因为我们从政府包揽一切的计划经济走来,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初期历尽艰辛,政府权力过大和过于集中的问题至今也并未真正解决。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市场化已经成为方向和正确的代名词。

  当然,如果市场的逻辑真的那么美好和有效,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变得相当简单了:因为人们干脆选择一个没有或极少政府的市场社会就可免除一切烦恼。可惜这不是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至少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即便在以个人自由著称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规模与作用都在显著扩大。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市场本身的运行需要有外部的强制力去维持秩序和公正,以防范市场交换中人们自身“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两面性。同时,也是由于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和市场竞争内生的垄断大大限制了市场运行的范围和有效性。从逻辑上说,小商品生产者的自由竞争是市场运行的理想状态。但我们知道,在18世纪中小商品生产的鼎盛时期,市场既受制于封建枷锁和行会壁垒,也受制于交易规模和生产能力,从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真实生活都并不美妙。因此,市场的内在逻辑就会导致生产的积聚和集中,进而推动市场规模与边界的扩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给市场经济带来真正繁荣的历史过程。规模经济、人皆渴望的对垄断性利润的追求、信息不对称和品牌效应等等,都推动寡头的产生。

  相对而非绝对垄断的寡头竞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寡头所享有的一定垄断权力和垄断利润,使他们不仅有能力满足消费需求,而且有可能从事巨额前瞻性的研发和投入,从而能够引导和创造需求。消费者在得到极大的满足的同时,也在被不自觉的诱导甚至误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和它一次次毁灭性的重生,导致了对市场的外部干预和监管的必要性。这样,即便为了市场本身的秩序和发展,政府的角色就一直如影随形。当然,政府更不是一个省油的角色,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问题。

  这是我们为什么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是表面的。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既有政府又有市场的混合经济之中。就中国而言,我们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其实也已经存在着在若干领域过度市场化,商业利益的追逐侵蚀了社会公正和人文价值的问题。实际上,现在经济改革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能否成立,其产权基础是否就是国企,而后者又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虽然从改革伊始,国企改革的口号就是政企分离,后来成立了国资委,文件中又加上了政资分离,但实际上这些年来又有政企更分不开的趋向。改革向何处去,在经济领域,除了土地制度以外,焦点就是国企国资向何处去。

  此外,我们还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无法回避的财富分配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个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国企可以退出,央企可以消失,但寡头本身一定存在。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无论银行、保险、证券,还是油田、矿山、电信、电力,没了央企,要么给外资,要么就是家族寡头了。我国本世纪之交在中小国企和集体企业搞的改制历史说明,公企改制,无论是分是卖,过不了多久,企业还是落入原企业高管或相关权势者手中。因此这种改制既很难公平,改制后的财富分配,就更加悬殊惊人。

责任编辑: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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