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猪坑农:揭开死猪产业链中内幕

2013-04-09 14:37:46  来源:中国企业家

  收猪的人哪去了

  陆根松就是加速运转的政府机器在基层的一个小小触手,他被告知必须在清晨、中午、晚间三次巡视横港村——这个有着1200户农民的村子。在往日里,一般情况下他只需要清晨跑出去一趟即可,其它时候等着农民打电话叫他过去,收死猪。

  这份工作对陆根松犹如鸡肋,和死猪打交道,村里人都不愿意靠近他,感觉晦气。薪水开1500元一个月,他说,自己若不是在工厂找不到工作,绝对不会接下这个活。

  横港村所在的新丰镇,早在2009年就公布了下属10个村无害化处理死猪的对口负责人,他们的联系方式被张贴在防疫站布告栏的显要位置。但在2009年-2012年,名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管理员”的陆根松却不记得自己实质性地收过死猪。之前,虽然有这个设置,养猪户们并不需要他们“出马”,死猪有另外的通道消纳。

  当然,这个通道并非通向黄浦江,而是通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发现猪死掉后,农民也不会随意丢弃,而是按照差不多每斤1块钱的价格来处理,这样多多少少有点收益。

  处理成年大猪是个麻烦事,村里人请陆根松收“大死猪”,每头猪需要加收50元,一个人搞不定很重的猪,钱主要是付给陆根松请来的帮手,以及搬运时租车的费用。一头大猪死掉后做无害化处理,农民不仅毫无收益,反倒要往里贴钱。

  “你们上海人以前不知道吃过多少死猪,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一位镇上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对记者表示,“死猪会用小面包往上海运,比较容易伪装,用木板在后面打上隔层,一车能拉七八头,一般不会有事情,如果碰到检验检疫的人,干脆把车一扔,跑路。”

  作为一座每年饲养量达到700多万头猪的城市,嘉兴死猪的消化途径与活猪的消化途径,一直以来像两条相互遥望的平行线,并行不悖,直到去年11月,严打来了。

  2012年11月嘉兴宣判的一宗涉及17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或许可以揭开死猪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据悉,从2008年开始,嘉兴市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在董国权家中设立非法屠宰场。随后,董国权等3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而流入屠宰场的死猪,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养猪户。

  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在董国权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他们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2012年11月,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

  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3个无期徒刑,是危害食品安全者所付出的最大违法成本,这极大地震撼了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同时也扼断了死猪回收加工的流通链条。采访过程中,关于收死猪的话题,很多人对记者摆摆手,表示不会卖了,“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有养猪户这样表示。

  不过,并没有人敢说,病死猪地下产业链已经完全杜绝。前述做餐饮生意的老板告诉《中国企业家》,就在黄浦江死猪事件爆发之前,当地农民还把死猪放在路边,黎明前三四点钟就会被捡走了,正规处理死猪的人,清早出来根本看不见死猪。

  因此,当嘉兴死猪大面积漂浮在黄浦江上后,关于这些死猪来源的第一重猜测即是,原先死猪的贩售渠道被堵,只好抛弃在河里了事。

  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农业部兽医局兽医处副处长王长江的否认,“如果你观察本次黄浦江死猪事件会发现,绝大部分是仔猪,这些仔猪死掉一般没有人收。因为也卖不出价钱来,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责任编辑: 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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