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与解决之道

2013-03-25 14:25:59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与解决之道

  郑风田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三农”问题、食品安全、农村产业集群与创业、企业与环境关系等。近年出版研究专著2部,主编5部,参编4部,主译校2部。主编教材4部,发表核心论文50多篇,其他非核心论文40多篇。

追求过密化饲养,畜和禽类像“囚犯”般生活,容易暴发传染性疾病。

 

  追求过密化饲养,畜和禽类像“囚犯”般生活,容易暴发传染性疾病。

 

新旧农产品模式的区别是,旧的模式拼价格,新的模式靠安全、质量、品牌。

 

  新旧农产品模式的区别是,旧的模式拼价格,新的模式靠安全、质量、品牌。

 

  关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今天我想谈谈四个问题,即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面临的五大挑战、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原因、安全型农业的国际经验和我国新型安全型的农业发展。

  工业化农业虽然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但代价沉重,目前面临着五大挑战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人布朗发表的《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对我国决策层影响深远。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各种工业化农业的增产技术手段,在中国被迅速采纳使用。这些手段虽然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饱问题,但中国农业也因此犯了“布朗综合症”,代价沉重,即过分重视数量的提升,带来了食品质量问题。当前,如何让中国人吃好?面临着尖锐的挑战。

  挑战之一:过量的化肥施用。虽然,中国用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实际上,我们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的农药。全国每年的化肥使用量为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达每平方公里40吨,远远超过22.5吨,这是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安全上限。

  自1981年至2008年,中国粮食年产量从3.25亿吨增长至5.29亿吨。氮肥消费量从1118万吨增加到3292万吨。

  更为遗憾的是,我国农民虽然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但并不知道所耕种土壤的具体营养情况,缺乏科学的营养配方施肥知识与习惯,靠单纯追施化肥获取产量的思想误区,严重导致了我国土壤过量施肥。同时,过量使用的化肥作物吸收不完,会渗入到地下或通过生活污水流入水体产生二次污染。还有禽畜粪便中大量的氮和磷也会进入水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这不仅污染严重,浪费也很严重。

  欧洲的许多国家,规定不能直接向土壤中施用化肥,必须根据作物的营养需求进行包衣,量身定做,以防止过量的化肥吸收不完会污染地下水。

  但我国却缺乏相关的政策规定。多年来,我国农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农产品的供给量,结果是粮食、蔬菜、肉蛋奶等产量上来了,但各种污染排放也大大增加,造成极大的污染。唯产量论的结果,是并没有计算产量背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代价。

  前几年,太湖的蓝藻污染屡治不愈,政府部门把周边的小化工厂都给关闭了,但效果还是不显著。最后研究发现,原来这是太湖的水系源头,由于化肥施用量过高所致。应该说我国的农业面源污染已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宏观政策导向单纯追求农产品供给量的提高,缺乏对高施用肥料的相应约束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业污染的快速上升趋势。因此,如何加强土壤普查信息的公开,让农民能够用上营养配方施肥,加强技术指导,是未来降低农业污染、提升食品安全的主要措施之一。

  挑战之二:过密化养殖带来重大安全隐患。虽然,过去的传统散养有不少弊端,但目前小农户追求过密化饲养,许多养殖场普遍存在笼舍狭小、卫生标准偏低并缺乏消毒清洁措施的现状,饲养密集度过高,畜和禽类像“囚犯”般生活,成百上千的动物被关在狭小拥挤的围栏内,缺乏消毒清洁,这样恶劣的生长环境,使许多家禽疫病抵抗力越来越差,容易暴发传染性疾病。

  小农户面对龙头企业毫无谈判力,只能靠低廉的价格与数量取胜。有的养殖户还搞家禽混养,这样更加成倍地增加了动物疫病传播的机会。农户“过密化”饲养,存在着引发禽流感传播的重大安全隐患。

  20世纪发生的几次世界性大流感,均起源于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病毒变异的速度越来越快,作为禽业大国和候鸟的主要集散地,中国的家禽养殖方式潜藏着巨大的风险,禽流感的暴发对中国的养殖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三:抗生素与食物添加剂的滥用。高密度地养殖牲畜容易生病,为了防病治病又使用大量的抗生素,这些抗生素最终又通过食物链团残留到人体内,其残留抗生素随着食物链进入人体后,也会引发细菌的耐药性,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侵害。

  比如,近年在欧洲等国家出现的“超级细菌”就是如此,目前医学上对它还很陌生,由此产生了新的医学难题。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抗生素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

  非法的添加剂,包括瘦肉精、剧毒农药等屡屡发生,一直难以根除。跟工业化农业有着很大的关系。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抗生素、硫磺、福尔马林、人造黄油、大米香精、漂白粉、滑石粉、避孕药、安眠药和敌敌畏,这些工业原料、准工业原料、人药、兽药、农药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曾被发现添加到了我们的食物之中。

  遗憾的是,近30年来,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新技术的试验场。只要是增产的技术,都会被某些科学技术教者大胆拿来使用。还好百姓对转基因大米、黄金大米的强烈抵抗,总算让那些技术教们狂热的试验欲收敛一点。瘦肉精被他们率先从美国拿来大规模推广,各种膨大剂、摧熟剂、抗生素等等,都被他们统统拿来使用,都被披上“科学”的外衣,以为加上“科学”二字,什么都安全了。

  如何对滥用科学者进行伦理的限制与教育,甚至进行法律的惩罚,一直是中国科学界面临的难题。

  挑战之四:农业污染触目惊心。2008年初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动员了57万人、普查了近600万个污染源,结果显示:农业污染是“大户”,成为水环境的主要破坏者。

  农业污染源是化学需氧量的最大贡献者,排放量占四成以上。农业源是总氮、总磷排放的主要来源,其排放量分别为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排放总量的57.2%和67.4%。农业源污染中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其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源的96%、38%和56%。

  此次的普查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污染一直都是与工业密切相关的。农业环境污染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不仅已经对现有的生态环境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还将长期影响着我国国民的身体健康,从而影响到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

  挑战之五:“未富先肥”现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农业大国美国人也有自己的难处,那就是底层百姓的巨肥问题,而这个巨肥又是美国的速生产业链所带来的。

  你到美国中部地区去看一看,就会看到那里的底层人民的体型,真的是吓死人。美国片面追求生产率,工业化农业生产的鸡、猪都是在短期内迅速被催肥的,人们长期食用之后,也迅速被催肥,呈现肉坨化现象。问题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两个,而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美国整体的肥胖人口已达60%以上,每年因此而带来的医疗成本有2000多亿美元。

  我国的超重和肥胖问题,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递增,呈现“未富先肥”现象,“将军肚”成一奇观。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瘦的国家之一,而目前中国肥胖的流行趋势持续增长,如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增长迅速。

  据第四次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我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两者相加已超过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估计人数分别为2.0亿和6000多万,10年间中国成人超重率上升39%,肥胖率上升97%。

  近5年来,我国城市儿童肥胖增长率是160%,农村儿童肥胖增长率是400%。根据超重和肥胖的发展趋势,我国的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将很快赶上西方国家。肥胖率飚升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西方国家已在下大力气进行治理,但我国肥胖现象一直没有引起重视与治理。

  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

  顶层设计应该从关注粮食安全到食品安全。我国有13亿人口,所以食物安全问题,也就是如何让百姓吃饱,往往遮挡了许多食品安全问题。

  其实,让百姓吃饱的问题,早在1978年,小平同志推行包产到户时就基本上解决了。这个功劳谁也抢不走,应该归到小平头上。我国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一直没有发生大的饥荒事件,说明了吃饱问题基本上没有大问题。

  近十多年来,全国百姓的最大需求是:如何能够吃到安全放心的食物。然而,各种反复出现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让消费者深恶痛绝。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把食品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位置,与食物安全同等地位,这样才能真正让相关部门重视起来。

  目前,两者的地位相差太大,食物安全是巨人,食品安全是小矮人。这一鲜明反差,导致许多重要资源只流到食物安全生产渠道中去,食品安全缺乏相应的措施,使得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

  监督体制存在漏洞。在我国食品安全上,目前看似许多部门在管,但其实是谁都不全管,缝隙太大,扯皮太多。出现了问题,就让一些部门专家鼓吹食品安全合格率怎么高,没问题,是小事,让公众大跌眼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都一身二任,基本上很难把食品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应该把目前分散在农业、工商、质检、卫生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整合到一个部门上来,就如成立环保部,把相关环境监管责任整合到一个部门,成立专业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专门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半截子产业化所带来的问题,公司加农户解决不了内在矛盾。近年来,中国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愈演愈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致命缺陷。

  由于,有近6亿的居住在城市的人们需要供养,然而,2亿多小农又远离城市,于是公司+农户这种产业化模式,成为小生产大市场的生产方式选择。这种产业化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农产品特有的“盲点商品”属性,即从外观很难看出质量高低,导致公司与农户之间缺乏信任,公司一般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原材料,而没有谈判力的农民,为了多赚钱只能以量取胜。于是,他们往牛奶中,恶意添加水再加三聚氰胺;往猪饲料中,加瘦肉精;往水果蔬菜中,多打农药等现象就不断地发生。

  中国甚至还出现了农民“一家两制”的现象,即农民自己吃的与用来出售的农产品分别生产,自己吃的是安全的,用来出售的是低质的。

  流通模式的缺陷:从田头到餐桌距离漫长。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有着过多的环节,包括生产、加工、储存和分销等中间环节,这样致使对数量众多且分散的商户的农产品质量,基本上无法监控,不可追溯。

  国际安全型农业发展经验

  意大利的“农校对接”办法。意大利规定,中小学的午餐必须在学校吃,而且必须吃有机食品。从市场上采购有机食品不靠谱,容易出现假货,所以意大利采取“农校对接”的办法,也就是说由学校对周边的一些农民进行招标,中标的农民要严格按照有机农业的标准,以及学校每天的采购量来进行生产,每天学校的采购车统一来农场采购。一个农场仅靠给学校直供菜蔬等,就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学校对这些中标的农民会不定期地派第三方监管机构进行抽检,一旦发现不合标准,就会被取消直供资格。所以,农场都是按照有机农业的生产标准严格要求种植。

  意大利人对有机农业很狂热,他们号称整个国家的食品,80%以上都应该是有机农业,他们对于大规模的依靠机械化、靠化肥、农药来生产的“美式生产”很不屑,总之欧洲人对美式工业化农业都很歧视。

  丹麦为何成为全球猪肉出口大国?丹麦是个小国,但在猪肉出口上却是大国。2009年,丹麦的猪肉产量约160万吨,其中90%用于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猪肉出口国,出口到140多个国家。丹麦并没有学习美国模式,搞速生肉,而是追求动物福利,追求养殖、质量、食品安全与可追溯性,这也是丹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的原因。

  在不使用抗生素情况下,丹麦养猪业开始重视猪生长环境及卫生问题,通过改善猪生长环境,从而提高了猪的自身免疫力,达到抵抗疫病目的。还通过给猪洗澡、保暖、住单间,完善科学饲养体系,对小猪进行全方位的照料等,使得丹麦养猪业不依赖抗生素。随着经验的积累,照料猪还变成一门学问,培养幸福猪是他们的目标。

  规模养殖模式正在被美国人抛弃:美国的“吃草牛肉”运动。美国人也开始反思工业化农业的代价。一个回归传统的运动正在美国兴起,回到过去吃草的牛肉时代,重塑“吃草的牛肉”运动。这个运动声势浩大,中产阶级认同度极高。在一般的超市,吃草的牛肉、有机奶的价格比起那些速成牛肉、激素奶价格要高出不少。这个市场区分的结果,让美国人单从外形上就可看出阶级属性:中产阶级收入高、健康意识强,承受能力强,可以买得起吃草的牛肉与有机奶,而低收入百姓只能跟着价格走,什么便宜买什么。这种购买习惯长此以往的结果,使美国人从体形上就可区分出所属阶级,那些巨肥巨胖,基本上是社会低层百姓,因为吃了太多的速生垃圾食品。而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收入高、健康意识强,体型基本上正常。

  另外,美国消费者组织很发达,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抵制活动,对违法企业进行制约,保证了美国的食品安全。

  韩国的小农是如何生产出安全食品的?有人认为,中国有着2亿多小农户,数量太多,不可能监管,所以提供安全的食品是不可能的。

  但是韩国也是小农,土地也有限,为什么韩国的食品能够安全呢?近年来,我国蔬菜、小杂粮价格屡现暴涨暴跌,韩国就很少出现这样的现象。韩国的小农必须要加入农协,农协可以在城市办超市,这样农协就把分散的小农联合了起来。从田头到餐桌都有农协的组织。每天城里需要多少就种多少,基本上不会出现不好卖的问题,更不会出现暴涨暴跌的乱象。韩国农民在村庄生产的蔬菜,会立马被送到农田附近设立的加工厂,加工厂的工人都穿着消毒服,进行加工分捡,然后经过冷链和配送系统运到全国各地。农协在全国设了很多的超市,这样农民的产品就通过农协的加工厂,进入全国各地。消费者一旦发现食品安全有问题,就找到农协,农协承担着所有的责任。从田野到餐桌都是由农协在运作实施。

  我国农民缺乏组织,已有的农民专业协会,比较松散,规模小,为农民的服务意识也差,因此农民缺乏对这个组织的信任。农民们现在种什么,大多只能凭着媒体上的新闻,缺乏有效可靠的信息。看到价格高的,大家就一窝蜂而上,没有后续保障,有时往往损失惨重。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有效的供需平台,也缺乏有效的产后贮藏、加工等服务,所以才反复出现农产品暴涨暴跌的现象。

  我国安全型农业的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也隐藏着很大的发展潜力,说明我国的农业必须升级,必须对产业链进行重塑。

  过去生产目的是满足温饱,吃粗化型农产品。如今,大批的中产阶级希望吃到健康安全的,而安全型食品必须要按照新的生产流通流种来生产。新旧农产品模式的区别是:旧的模式拼搏价格,新的模式靠安全质量品牌。安全型农业应该包括以下特色:

  旧模式的产地模糊,新模式具体到人、产地。从产地来讲,旧的农产品看不出在什么地方生产,仅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而新的农产品必须要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其实,欧盟的农产品早就是这样的格局,即:农产品越是标出具体的生产地,其价格就越贵。那些只是标注了什么国家或者地区生产的,没有更具体的标注,价格一般比较便宜。农产品首当是安全第一,具体到人,可以建立名声约束机制,可以追溯,也是安全放心的保证。

  旧模式产地环境不知道,新的模式要求产地环境好。那些山青水秀风光好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应该是质量安全的。而土壤污染严重,空气差,水质差的农产区,其产地环境恶劣,不可能生产出质优价美的东西。所以,在市场上这个价格信号也应该标识出来。

  旧的流通模式要经过数个环节转手,新的模式更倾向于直销。现在的果蔬,流通模式是这样的,农民在田间种完之后,有专门的中介上门收购,然后拉到产地批发市场,再由产地的批发市场运到销地批发市场,大的产地批发市场如山东的寿光,大的销地的批发市场如北京的新发地。而产地的农贸市场、超市再到批发市场购买,消费者一般到家附近的农贸市场或者超市购买。这中间的环节太多,生产者与消费者基本上是无法知道对方的。消费者购买的菜不知道是谁生产的,而菜农也不知道蔬菜是卖给谁的。

  所以,美国等地兴起了一种社区农业,或者叫做社区支持农业,那就是本社区周边的菜农种菜,直接拉到社区卖。社区农贸市场,相当于直销,消费者与生产者能够在社区市场面对面。这种形式既缩短了中间的环节,又能够产销直接面对面,但价格与超市上购买的产品要贵出不少。近年来,我国社区支持农业也在快速发展壮大,不远的将来,这也是一种替代传统不安全农产品供应链的一种新的供应方式。

  长远来看如果真正解决该问题,还是必须让农民专业协会把整个产业链组织起来。也就是说那些产菜大县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不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蔬菜,更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到城市的农贸市场去租柜台销售,或者直接配送,实行“农农对接”,让产地的农民专业协会与销地的农贸市场直接对接,既减少了流通环节,又能保证食品安全。产地的农民也因此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消费者需求信息,按单生产。

  目前的“农超”对接的办法,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超市周转周期长、距离远、不新鲜、费用高,难与居民小区的农贸市场竞争,以后应该主推“农农对接”,搞产地品牌,实行每天配送。

  全产业链。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不少奶业企业开始在农村圈地自己建基地,有的在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山东、山西、河北、新疆和四川等地建起了“横跨东西、纵横南北”的奶源基地,已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优质奶源基地,优质牧场近200个。也有的在全国建立了7个万头奶牛规模的现代化大型牧场,并且规划未来将在全国各地再兴建20个现代牧场。

  其实葡萄酒公司早就这样做了,葡萄酒行业对葡萄种植的要求更严,一般农民生产的葡萄满足不了高档葡萄酒的品质需要,所以包括许多国内知名葡萄酒企业在山东、新疆、宁夏等西部葡萄产区,大面积圈地自已建原料基地,进行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涉农企业下乡,进行全产业链生产,一方面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与质量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加工增值,也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

  透明农业。安全农业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透明,必须让消费者随时可以参观考察,真正让消费者放心。现在的生产方式,消费者看了之后基本上就不吃了。我曾参观过不少果汁厂,回来后就不再喝果汁了,因为果汁车间里臭气逼人;也曾参观过不少养猪厂、养鸡厂,回来后就不再想吃猪肉、鸡肉了,因为猪、鸡在那样一个恶劣环境下生长,一定会生病,一定会被打了无数的抗生素。

  欧洲也一直在推广透明农业,也就是把农业的车间,直接向消费者及其代表 开放,可以随时去参观,有消费者的监督,厂家在生产的各环节会做到安全,也让消费者放心。

  发展第三方监督,让消费者组织自觉抵制违法企业。欧美国家的企业,遇到重大的食品安全恶性事故,一般就会死掉。欧洲一般不是政府出面,而是通过法院,被罚款几个亿,或者遭到消费者的抵制,总之,企业违法的成本很高。但是,我国食品类企业,一般是等一阵风声过去后,还是活得很好,违法的成本很低。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企业铤而走险。同时,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也不希望企业倒闭。所以,在我国应该通过第三方监管,成立各种消费者保护组织,对违法企业进行监督和抵制。

责任编辑: 左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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