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沪牌拍卖”市场设计机制(图)

2013-03-01 15:37  来源:搜狐财经

本报记者 陈承 上海报道

 本报记者 陈承 上海报道

   进入2013年,上海私车牌照拍卖中标价涨势惊人。

  1月,上海私车额度拍卖最低中标价为75000元,史上首次突破7万元大关,正当公众预期创下历史最高位后,中标价可能会出现回落时,一个月后,最低中标价又再度首次冲破8万元大关,达到83300元。

  连续两个月接连突破历史最高位,沪牌拍卖制度的改革受到强烈关注。主管部门上海市交港局在最低中标价冲破8万元大关后表示,将“坚决抑制车牌价格过快过高上涨”,不过针对性措施的推出,却没有时间表。

  “(相关新措施)等定了以后就会向社会公布”,一位交港局宣传人士对本报记者称。不过,对于记者提出的相关问题,这位人士均不愿作任何回复。

  除了交港局以外,承担拍卖具体操作委托的上海国际 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下简称“国拍公司”)一位负责人士也对本报坦言,作为仅负责拍卖操作的主体,目前没有对拍卖政策发表意见的空间。

  然而,高企的沪牌拍卖却引发学界的重视和研究。

  “从沪牌拍卖的机制来看,我认为是一锅"夹生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副教授攀登对本报记者形容,"夹生饭"虽尚能下咽,但已到了需要进行改革的重要时刻。”

  本报记者查阅显示,自2010年至今,上海私车额度每年的投放量已稳定在10万张左右。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必壮对本报记者称,限于目前上海城市交通的负荷,每年私车额度投放的上浮空间已较为有限,“但针对由投机者、机制缺陷和不理性竞拍者共同造成的恶性上涨,仍应有措施予以缓解”。

  多位专家也表示,在供求关系很难改变的前提下,改进拍卖流程是当下较易达成的方式。

  拍卖流程两大缝隙

  攀登指导他的硕士生,曾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间,连续6个月参加沪牌拍卖。

  “经过实践和理论证明,现行的拍卖制度存在多项机制设计问题,”攀登对本报记者称,“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两轮出价机制和竞拍过程中最低中标价的实时显示,导致投标行为从"价格战"沦为"等待战"。”

  攀登解释称,现行的拍卖机制使得在最后一刻修改标价的竞拍者,才较有可能以最低价买到车牌,而随着竞拍者经验的不断累积,这使得拍卖的最低中标价,往往在拍卖结束前一刻才被确定,所以拍卖就变成了“买彩票”,导致碰巧在最后成功修改投标价者才会中奖。

  上海交港局公布的每月拍卖结果也显示,连续多年至今,最低成交价格的截止时间绝大多数为拍卖结束前1秒至1分钟内不等。

  2012年9月,上海市政府曾印发被称为"沪牌四条"细则”的文件,规定新拍得的牌照上了新车后,三年内不得过户,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打击“黄牛”投机车牌拍卖市场。然而,此政策一出,就被“黄牛”立即“破解”。

  “新拍到的牌照上到新车后,三年内确实不能过户,但如果新牌照上到二手车,还是可以正常过户退牌,经过正常手续后,牌照就能转给客户了。”一位“黄牛”曾在上述新政出台后对媒体表示。

  而事实上,上述“破解”方式确实正被“黄牛”利用,参与牌照拍卖,进而倒卖车牌谋取利益。按照国拍公司现行的车牌拍卖者资格审查规定,能够参与竞拍者不必提供新车购买凭证即可参与竞拍,而竞拍成功后,车牌也能够上二手车。

  “这显示车牌的市场分配效率低下,”攀登称,“部分真正对牌照有需求的拍卖者可能由于操作不熟练、网速等多个因素导致未能拍得牌照,而投机者则有机会乘虚而入。”

  此外,相对复杂的竞拍模式本身,也正被“黄牛”利用,开拓了“代拍”业务:即竞拍者私下委托“黄牛”竞拍,对方则保证能以最低成交价拍得牌照。本报记者获知,目前“代拍”业务的主流价位已达3000元。

  “在我看来,有效抑制"黄牛"参与竞拍是关键的措施之一,”陈必壮称,“此外,规范二手车牌管理等也可能是新措施的方向。”

  新举措时间表

  上海市政府在去年9月下发的文件显示,市机动车额度管理联席会议承担着“每年本市新增客车额度总量”、“制定完善本市客车额度拍卖管理办法和额度管理相关措施”等多项重要任务。该联系会议下设的额度管理办公室,就设在交港局。

  攀登举例称,在2000年至2001年间,欧洲数过正兴起对3G通信牌照的拍卖热潮,而英国政府经过与本国高校对拍卖机制的研究、模拟和设计,成功地以5张3G牌照筹到385亿欧元拍卖款,而相比之下,瑞士等国的类似拍卖效果却并不理想。

  “这足以说明拍卖机制的优劣对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意义,”攀登说,“机制设计决定了拍卖效果。”

  攀登坦言,他和他的团队针对沪牌拍卖制度的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相关数据的收集。

  “国投公司公布的每月投标结果过于简单,对于理论研究和模型建立只有一部分帮助,”攀登称,“只有与交港局合作,获取拍卖过程中更多的数据,才能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和拍卖机制设计。”

  攀登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试图与交港局联系,希望针对沪牌拍卖的制度设计与官方合作,展开专题研究。不过,这一想法至今亦未得到交港局方面的任何回应。

  “实际上经济学界对拍卖制度有相当系统的研究,目前也有不少理论被用于实际,”攀登称,“因此,我认为官方如果与学界联手进行研究,是非常良好的互动模式。”

  突破8万元大关后,交港局负责人士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针对车牌暴涨,“将研究新举措,坚决抑制车牌价格过快过高上涨”。不过,交港局宣传部门人士未向本报记者透露“新举措”出台的时间表。

  作者:陈承

责任编辑: 左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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