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裁员工写50万字书宣战比亚迪:公司专捏软柿子

2013-02-21 13:27  来源:中国企业家

  【提要】这是一个小人物与大公司抗衡的故事。80后员工雅鲁藏在比亚迪经历了奋斗和成长,也从员工的角度见证了公司从快速扩张到规模收缩的转型阵痛。在离开比亚迪后,被视为性格固执甚至有些冷漠的他以笔为旗,向公司宣战。但个体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大背景,让他的抗争显得苍白无力,孤独无奈。

  小人物与大公司的对垒。时代车轮粘着污秽滚滚向前,有人歌唱,有人哀怨

  文_本刊记者 马吉英 编辑_萧三匝

  2012年12月26日,贵州省安顺市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马路上满是泥浆,路边的楼群也好似低垂着头,气氛凌乱、压抑。

  置身这样一座西南小城,雅鲁藏决定以笔为旗。

  从4天前开始,他每天晚上七点半在微博上连载《与之有染—雅鲁藏眼中的鲜活比亚迪》。这是他写的一本长达50万字的非虚构图书,目的是“撕开比亚迪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人情冷暖”。此时,他已经离开比亚迪两个月。

  除了连载自己的“大作”,他还在微博上转发其他员工对比亚迪的不满,并跟一些不理解甚至质疑他的人有节制地打打口水仗。

  在安顺的一家咖啡馆,他一边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一边翻看手机短信。他之前把书稿发给了若干记者,但仍有不少人对书中内容感兴趣,发短信来询问。

  截至本刊发稿时,比亚迪对此事仍无官方回应。

  比亚迪目前的按兵不动是他没有想到的,不过他看上去并不担心,因为“我在公关部安插有同事帮我了解动向”。

  他二十六七岁,但看上去比同龄人老成,说话时语速飞快,像出膛的机关枪。在前后两次总共长达4小时的采访中,他面前总是放着一杯泡好的碧螺春,但喝了不到4次,原因是:一说起比亚迪,他实在停不住,没时间喝茶。

  比亚迪向来不缺少话题:高速扩张、巴菲特力挺、大幅裁员、经销商退网、新能源光环消退……但遭遇一位前员工50万字的檄文,却还是第一次。

  E·罗伊斯顿·派克(E.R.Pike)在《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一书序言中所说:“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本来面貌—其中有它的光辉和污垢,有它经过多少人的苦难和劳动换来的巨大成就,有它的耻辱和骄傲,还有,我们不应忘记,有它所揭示的更美好灿烂的无限前景。”

  雅鲁藏或许不否认“美好灿烂的无限前景”,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揭示“污垢”、“苦难”和“耻辱”。他要抗争。

  比亚迪董事局主席王传福的老家在安徽无为,雅鲁藏跟他是老乡,他进入比亚迪也是通过无为亲戚的介绍。

  “雅鲁藏”是他的微博签名。出于对西藏的向往,2009年12月开通微博时,他在键盘上敲下“雅鲁藏布”4个字,但系统显示此名已经有人使用。于是他删掉一个字,成为了“雅鲁藏”。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真名,因为“雅鲁藏更让人有共鸣”。

  “他在公司也算是风云人物。”他一位仍在比亚迪的同事宋某说。

  刚进比亚迪时,雅鲁藏还是无名小卒,那时候他甚至有点自卑。“可能以前我是个瘪三。”他说,脸上闪过一丝自嘲的神情。2007年,他跟着一个无为亲戚从老家到了上海,在比亚迪后勤部找了份工作。之后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他的工作地点从上海换到了深圳总部。那段时间他过得有些无聊,在公司里自行车被别人偷,他也会偷别人的自行车。

  两年后的5月,他从比亚迪后勤部调到了销售公司,工作内容是协助招聘,也培训新员工。当年比亚迪销量奇迹般爆发,全年整车销量近45万辆,比上一年增长了162%。员工队伍也如同气球般膨胀。他的工作状态被激活了。“每天有这么厚的简历。”他用手比划出20公分左右,“各种名校的,除了北大清华,什么交大、人大的都来了。那时候很有激情,无怨无悔,工资都是按500-2000元的幅度加。带劲!”

  他开始成为领导赏识的骨干。当时部门里有一项工作是告知新员工需要自己掏5000块钱买笔记本用于工作,有同事一说这事儿就吓跑了几个新员工,当然就被领导骂了,而雅鲁藏的说法却能让新员工接受此事。“我也没有骗他们,只是说得比较委婉,这也体现了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比亚迪的神话并没有维持太久。在雄心勃勃地提出80万辆的年销量目标后,由于之前扩张太快,2010年比亚迪出现经销商退网风波,销量大幅下滑,不得不将年销量调低至60万辆,但最终也只实现52万辆销售。雅鲁藏马上面临着把自己招进来的新员工裁掉的窘境。他觉得这很讽刺,但他没有退缩,反而学会了一种本领,就是让那些被裁掉的员工即使有不满,也是针对公司,而不是针对自己。“人都有利己的需要,但在利己的同时又不让别人觉得你坏,这需要技巧”。

  当时跟他共事的祝某说,雅鲁藏“比较阳光”,他一堂培训课讲3个小时,不冷场,还有互动,“他应该是我们科室最有才华的人”。

  更大的讽刺已经在等着他。由于销售持续低迷,裁员成为比亚迪的常规性动作,到2011年8月,他得到了自己也将被“优化”的消息。

  他去跟上级交涉,上级给他的理由让他啼笑皆非:“你是个好员工,能力很强,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应该把工作机会留给能力比你弱的人。”

  他认为这是借口,于是愤怒。在此之前2010年5月22日,他跟同在比亚迪工作的女朋友参加公司组织的旅游,发生车祸,他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因此截肢,他的头部和胳膊上也缝了50多针。“再坚强的人也经不住天天扎针,现在看到护士都怕了。”在住院3个多月后,他跟女朋友回到比亚迪工作,但公司在处理车祸时的做法让他不满。一位曾跟他共事过的前比亚迪员工祝某回忆说:“他当时心情不好,话很少,但没有发飙。”当得知自己被裁的消息时,他正跟公司有关领导交涉车祸的后续处理问题,也在跟肇事方打官司。他认为有关领导希望借此让他走人。

  他发了一条微博:“2011年8月29日,比亚迪汽车销售所有营销部立即解散,限定9月30前大家全部自寻生路。就这么突然被辞职了,突然想到了夏总离开的原因。”这条微博后来被转发上千条,引爆了比亚迪裁员风波,也让“雅鲁藏”在比亚迪一夜成名。不过他对这个转发量并不满意,按照他的理解,一个事件被转发3000条以上才算引起比较大的关注。他关心的是,引起关注后,自己有可能不被裁掉。

  彼时的雅鲁藏在同事眼里已经成为“不是很顺从领导的人”。“他个性挺强的,跟领导也比较呛。有些话是其他员工不会说的,他会说。”另一位同事傅某说。在这位同事看来,“有些事情公司做得不是很厚道,但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条微博最终还是帮了他。2011年8月初,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夏治冰离职,侯雁接任。通过这条微博了解到雅鲁藏的情况之后,侯雁让他留了下来,安排他到经销商培训部门任职。

  裁员还在继续。此时雅鲁藏已经成为媒体眼中比亚迪内部的深喉。他没有选择明哲保身。“最忙的时候70多家媒体天天狂轰滥炸,那时候好忙啊,天天忙到夜里3点多,给媒体回邮件。”他说自己当时“就是想给员工做点事”。

  当时有一个被裁员工的QQ群,成员有几百人,还有“带头大哥”。这些成员被分成6个小组,在带头大哥1号被公司收买后,带头大哥2号负责总筹。由于自己已经在公司留下,不方便出面,他就把媒体信息介绍给大哥2号,通过后者联系相关员工接受采访。

  “很多人不想闹,觉得比亚迪这么大,我这么闹能成功吗?”他认为这种想法是不行的。事实上,后来确实有不少员工拿到了赔偿。

  2012年8月,雅鲁藏女友所在的部门解散,故对公司和深圳心灰意冷。他也决定主动辞职。2012年10月份他辞职时,觉得公司有送“瘟神”的想法:“丫终于要走了!”

  离开比亚迪并不意味着他和女友的生活陷入窘迫。因为车祸,公司曾为他俩组织过捐款,据说王传福本人也捐了10万元,总捐款数额超过公司以往任何一次捐款。他起诉肇事方的官司也已经胜诉,可以拿到一笔赔偿款。但这时他已经不是那个刚从无为老家出来、对大千世界充满想象的懵懂青年,五年的比亚迪生涯彻底改变了他。

  他总结自己最大的心得有两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比亚迪专拣软柿子捏。

  离职后的雅鲁藏陪女友回到了她的老家安顺。他没有马上找工作,而是用摄影、看书、看电影、炒股这些事把自己的时间填满。同时,他也考虑让自己在比亚迪五年的生活经历被更多人知道。跟雅鲁藏的固执相比,女友的性格更为温和,她对此的态度是“不反对,也不支持”。

  12月22日,他发微博说:“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随后,他开始用50万字的文章连载向自己曾经奋斗过的东家“宣战”。

  书在他辞职之前就已经写完,更确切地说,他是从2011年11月21日动笔,到2012年1月12日写完50万字,只用了40天。“你说我有多大的毅力?”那段时间他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晚上7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1点,写到头晕目眩。他给自己的规定是每天必须写1万字,写不完不睡觉。

  “公司一定没想到我走之后又给他们整这么一出。”他认为自己这件事做得很出其不意。但很难说公司对此毫无预感。在他的离职协议上,有这么一条:“离开比亚迪后,请勿在微博和论坛发布有关比亚迪的负面内容。如有发布,在比亚迪通知后立即删除。”他知道这是针对他的。

  虽然他更换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但在微博上留了邮箱和QQ。既然公司没有通过这些途径通知他,那也就不存在所谓负面。这让他有理由认为这本书是符合协议规定的。

  “我和比亚迪的现在,源于公司对我们种下的冷漠的恶果。”他说。

  看起来,连载内容下评论者寥寥并没有让他沮丧,在他的理解中,还是有不少比亚迪员工在关注这件事,但不敢说。“私信聊得多。”他说。

  还有比亚迪的经销商联系到他,要给他一笔钱,“把这件事炒一炒”。他考虑再三,觉得不妥。他担心那样会让这件事超出自己能力控制范围之内,被人利用。

  在此之前,他曾经看过一本书,叫《我在华为的日子》,讲述的是一个叫董延明的人在华为两年,如何从一个踌躇满志的菜鸟成为领导倚重的红人。“董延明”也是作者的笔名。

  跟雅鲁藏不同的是,现实中的董延明把华为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跳板,在离开华为之后跳槽去了外企。他写这本书也不是因为像雅鲁藏那样被公司深深伤害,而是由于“奇怪的虚荣心”,想要证明自己除了写程序之外,还有别的一技之长。

  当时《我在华为的日子》在天涯连载,围观者甚众,“别人一直吹捧,我就觉得不屑于跟他们说话了。”在北京,董延明对本刊记者说。

  雅鲁藏或许也会有董延明的心态,但他目前或许不是不屑于回应别人的吹捧,而是不屑于回应别人的质疑。“已经离开了,这样做有意义吗?”“如果你把怨妇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会有不同的结果。”有人在他微博下评论说。他回复了一个“懒得理你”的表情。

  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但质疑者的声音却似乎让他变得被动。

  他最新的想法是,把他和女友住院时写的共18万字的日记在网上公布出来,那样可以打消一部分人的质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质疑他的人并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激发了他更大的斗志。“我很强大,没有什么事情能打败我,人家骂我也好,打击我也好,我都可以接受。”

  如果在五年前,冷静可能会是雅鲁藏的一个支持者。他是《我在华为的日子》的出版商。他曾经对书籍出版充满情怀,关注员工个体与大公司之间发生的故事,推出过《我在华为的日子》、《夺标》等。但这类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利润,现在他关注的题材是保健和养生。“写个人与公司关系的题材,书商并不太看好。”他说。“从写作质量来说,很多开始写作的人,非常容易从自身出发,失去了观察事物的角度和高度,被自己的个人情绪所纠缠,被更多狭隘的东西所蒙蔽。”在他看来,从个人的角度来写一家大公司,这个题材本身就很平庸。相形之下,励志类图书更受欢迎,因为这类题材对阅读者的帮助更为直接。

  雅鲁藏承认自己对比亚迪的看法有个人情绪,说他偏激他也可以接受。他也曾经想过自己是不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结果是他自己也没想明白,不过他并不否认,“对那些对我不好的人,想到报复他们我就很激动”。但谁要是对他好他也会铭记在心。在他“很多卑微的愿望”里,有一个是,他开了大公司,有钱了,他要盖一个商品房,里面住着的全是对他好的同学朋友,他把房子送给他们。

  也有人觉得他冷漠固执,他觉得现在社会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哪天我成功了,别人也会说就是因为他的固执才成功的。这些,我都想过的。”

责任编辑: 漠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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