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必须通过的减速关

2013-03-15 11:41:48  来源:新浪财经

  中国要经过一个减速关,似乎看上去不那么乐观。因此,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减速,以及为什么说减速是个重要的关口。我们究竟是不想让它减,人为的把经济增长速度刺激起来,还是正视减速的趋势,坦然接受它,同时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这是本讲座意图回答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决策者和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所以,当前 的确是一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时刻。答案应该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拍脑袋、想当然。

  一、“狼来了”并不可怕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而党的十七大时提出的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前十年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目标。现在还剩下十年时间,如果再强调人均GDP翻番,就意味着要求更高的发展速度。因此,这次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再翻一番。在2010的基础上,我们去年增长了9.2%,今年应该在7.5%,甚至可能还会更高。再往后看,其实不需要7%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就可以翻番。这个目标是很宏伟的,但是并不要求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留出余地来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三十余年,我们一直是以接近10%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更是高达11.2%的速度。所以大家感觉如果降到10%以下,甚至到8%以下,显然是减速了。

  今年上半年一直到现在,大家听到的都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历来国际 上总有人在唱衰中国,讲中国崩溃论。国内也有很多人经常在担心。以前喊了很多次狼来了,狼都没有来,但是截止到今年九月份,狼好像终于来了。

  图1是1—9月份的GDP增长速度数据。从2006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1—9月份的增长速度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低。今年我们是7.7%。看上去终于被说中了,中国经济要减速了,那些喊“狼来了”的孩子们顿时欢欣鼓舞。但是狼来了以后好像也没那么可怕。我们一直害怕经济增长速度跌到8%以下。

  温总理多次讲,我们不能跌到8%以下,遭受金融危机也要保8%,因为担心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就会产生社会问题,居民的收入就会下降。今年1—9月份的增长是7.7%,真是到了8%以下了,然而到9月份,新增就业完成全年计划新增就业数的114%,不仅完成了全年计划,还超额了14%。通常我们是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来描述就业情况,1—9月份登记失业率是4.1%,和去年、前年都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连0.1的提升都没有。同时我们也看到,到9月份,有18个省市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接近20%。提工资意味着劳动力还是不足的,招工难胜过就业难。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形势并没有像以前认为的,降到8%以下我们就承受不起了。

  图2显示的是,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办的劳务市场上,要招工的和要找工作的数据。即用岗位数做分子,用找工作的人数做分母,很显然比值大于1的话,就是岗位多,求职人数少。如果小于1,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是1.05,岗位还是比想要找工作的人多,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当然其中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大学生想找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一直怕狼来了,但狼真的来了以后,却没有显示出它的凶恶的本性?我们的就业并没有受冲击,并不是说以前我们错了,而是说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格局跟过去不一样了。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就不会产生对就业的冲击。潜在增长率,就是根据现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决定的正常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有一个前提,即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如果实际增长速度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充分就业,甚至还可能出现招工难。2012年年初召开“两会”的时候,温总理宣布预计GDP增长是7.5%,到9月份为止,实际增长率是7.7%,仍然高于我们估算的2012年的潜在增长率7.5%。很显然就不会造成对劳动力市场上大的冲击。

  再从更长期的因素来看。人们都在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没有人说越慢越好。其实,快当然好,但是不应该说越快越好。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说谁越发达,谁的增长速度越快。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赶超现象,你落在别人后头,只有快于别人的增长速度才可能赶超别人。

  图3最左边是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随后是几个代表 性的穷国,它们的增长速度都很快,大概都在6%-8%的水平上。再以后是所谓的金砖国家,总体上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其中有的更快一些,有的稍慢一些。再往后是发达国家中经济比较正常健康的,像德国、美国。发达国家里头比较差的日本、希腊,都是负增长。正常健康的国家也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我选了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它们是正的增长速度,但是慢于赶超国家。赶超国家处在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可能缺资本,技术差别大,如果条件具备了,能够有投资增长,再多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赶超速度就会快一些。实际上,越是发达的经济体越不可能实现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

  为什么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在赶超的过程中,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多的解释。一般来说,解释经济增长重要的一条是制度。但是,如果战乱、政治腐败或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等这些因素都解决了,或者假如大家都在相同的背景下,条件不变,技术差距反而是一个后发优势。有没有人口红利也很重要。罗伯特·索罗是所谓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他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不断投入其它要素比如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快。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生产率的进步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超乎于其它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就更快一些。

  在这个假设之下,克鲁格曼在上世纪90年代就批评亚洲四小龙,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就是说只投入劳动和资本,但是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好。因此他预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和苏联模式一样,最终都要停滞下来。虽然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金融的冲击并没有伤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增长,亚洲四小龙无一例外进入高收入的行列。克鲁格曼预测不准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人口红利,存在着二元经济,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到高生产率的部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些经济体可以不断地靠投入得以增长。可见,有没有人口红利决定了有没有赶超的机会。中国增长过程就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之下,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所实现的。

责任编辑: 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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