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令彬:提倡亚洲价值观意义深远

  大公财经3月31日讯  上文谈到星洲模式集合了中西文化及多种思想而成(本栏3月30日),可谓博取各家之长而互补,故星洲自立国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殊非偶然,对模式中的创新意念自应作更多探讨。

  星洲政治模式的特点如强调法纪及採强硬管治手段等,都是因应当时的治乱世需要而来,有时势做英雄或形势逼人来的意味。另一方面,提出亚洲价值观却有更深层及更长远的意义,创新性也更高。早有论述政经发展时强调文化因素的观点,如欧洲哲学家Weber便认为基督教文化有利于工业化及现代化,以此解说西方冒起的文化根源。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曾比较拉美及东亚发展的表现,得出儒家文化更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结论,令东亚的表现普遍比拉美好。

  李氏推介亚洲价值观的主要目的仍在于强化管治,也成了其家长式或保姆式管治的主要论据之一。李氏认为西式民主并不适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年轻国家,因这些国家首先要实现稳定和发展,社会利益应优先于个人权利,公民要放弃一些自主权来换取家长式管治的成果,之后才能承受西方模式的普遍民主及个人自由。由这理论指导的实践中,出现了一面在政治上管制集会及言论和抑压反对派,另一面在社会上管制吃口香糖、吐痰等日常行为。因此批评者有直斥李氏专制独裁,或较婉转地称之为软威权主义或软独裁主义。

  无论如何,星洲模式在政治上结合了西式民主与专制管治的矛盾元素,而能取得成绩并达到了保稳定促发展的目标,确是世界政治史上的重大创新,把不可思议的结合变为有效体制。当中重要的观点是西方民主有其缺陷,并非普遍适用,而亚洲文明中也有值得採用的元素。这其实也是隐批了西方价值的全面性或普世性,并开拓了一个价值及政制建设的新出路,有很多相关问题仍待探索,潜力仍待开发。

  星洲的政制既结合了民主与专制元素,可说是个混合型体制,并以矛盾元素间的互补来达至相互补短的奇效。一方面是以普选及法治来控制专制,以防止滥权及出现无制约的权力。另方面则以专制管治来限制自由以免失控,和出现“离心型民主”或“民主失效”(dyfunctional democracy)或“否决型民主”(detocracy)。这种特点不单对发展中国家有参考价值,对欧美等发达国同样有。美国两党持续党争已导致管治问题和民众对国会认同度超低,而在欧洲激进政党的冒升而主流政党滑落,都显示西式民主的深层问题,即使在发达国也开始浮现。

责任编辑: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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