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学锋:国企降薪会“逼良为娼”

  央企老总薪酬降声一片。3月6日,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表示其每月基薪7800元: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之前基薪12000-13000,如果绩效、中长期激励都完成,他现在一年可拿50万元多一点。政协委员、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贺同新称,按照去年的税前数字,其薪水大约下降了45%到50%。政协常委、国家电网董事长刘振亚表示自己是公司降薪最多的。

  显然,《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今年实施后,央企高管薪酬立竿见影改变,其中下降是主流。按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的说法,“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前文提到的贺同新薪酬下降近半,可见力度颇大。

  今年开始,地方国企高管薪酬同样满是降声。迄今全国22个省区市明确今年将推进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这轮力度空前的国企高管薪酬改革中,降薪是主流。

  很受外界认可的降薪无疑有现实合理性,但属国企改革治标之法,如简单粗暴地降薪绝非治本之道,且极易激发道德风险,乃至会逼良为娼——难道各位看官已忘记褚时健血淋淋的教训?、

  长期以来,国企高管普遍亦官亦商,非职业经理人,薪酬远高于同级别官员。2004年国资委旗下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是35万元,2011年为72万。副部级的央企董事长,年薪数倍于正部级官员。行政化任免、工作稳定性类似于官员,国企高管比同级别官员薪酬高很多,不妥,这个意义上该降:虽然此举具有行政化色彩。

  然而,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难,降薪的负面影响可能很大。长期以来,由于薪酬机制不到位,很多国企高管认为自己薪酬过低(甚至有央企董事长对笔者笑言:我天天去国资委要求涨薪)。原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称,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的管理是半市场化的办法,明显比社会上同类岗位要低,且低得比较多。

  一如刘振亚所言,“没有限薪的时候,我的工资超过100万,但是我们在国际上开会,有些经营水平还不如我的人,他拿的是我的几十倍。这么讲,我就低了。但是跟中国的老百姓比,有的温饱还没有解决,农民工一年几万块钱,我的工作条件这么好,从这个角度讲,给我这些也不少了”。

  然而,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机制下,高管薪酬理应跟公司业绩而非农民工等无关对象挂钩。国家电网这样的规模、业绩,在欧美,刘振亚的年薪可达数千万美元。由于薪酬机制落后,一直以来国企高管群体的道德风险很大,不少人“逆向选择”,成为贪腐之虎,如2014年受贿罪是国企高管涉案最多的罪名。据理性经济人假设,每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都试图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薪酬少,“自然”用贪腐来补;反之,薪酬机制到位,道德风险会极大降低。

  褚时健是国企高管薪酬制度落后的经典悲剧。当年,他作为国企老总,极富企业家才能,贡献巨大、薪酬不到位(18年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其间企业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最终在近退休时因贪落马。后创业成功,褚时健再次证明了其非凡的企业家才能。

  制度成就人。坏的制度会逼良为娼。因此,此轮国企大改革中,如简单粗暴地降低国企高管薪酬,势必进一步加大他们的道德风险,乃至造成更多的褚时健式悲剧。

  一如目前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国企改革需全面深化而非修修补补,市场化是核心。其中,国企高管薪酬的合理化(而非简单降薪),需分类监管的到位、公司治理的健全。

  首先是分类监管。长期以来,国企没有分类,导致国企高管薪酬部分过高、部分过低并存。应加快推进分类监管:公益性国企(不参与市场竞争,数量极少)高管,可视为准公务员、给予级别,薪酬比照公务员,略高于同级别公务员,这由政府的有形之手决定;竞争性国企(完全的市场竞争主体)高管身份是职业经理人,薪酬完全市场化、董事会决定,即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

  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张杰称,好的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市场的逻辑,就是对社会贡献多的人应该多得,国企经理层完全可以实现市场化操作,达到标准年薪上亿元也可以。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这才最公平、有效。

  竞争性国企高管薪酬市场化、科学化,有赖于建立规范、市场化的公司治理特别是董事会制度,形成一企一策。让竞争性国企高管光明正大拿市场化薪酬,倒逼高管与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共赢包括造就优秀的企业家:这是国企改革的正道。

  所以,说到底,很受外界认可的降薪只能是权宜之计、需警惕其副作用,如将其视为国企改革的大道,很可能灾难性地重蹈褚时健式“企业家和企业双输”、逼良为娼的经典覆辙。

  (作者严学锋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财经作家,现供职《董事会》杂志。主要研究公司治理、国企改革。采访了大量公司高管,发表作品数百篇。)

责任编辑:李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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