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学锋：央企不怕中央巡视组

　　央企要提心吊胆过年?2月11日，2015年第一轮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春节后展开新年首轮专项巡视：对象是中石油、中海油、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26家央企。这是中央巡视对象首次全部针对央企，而且创新方式方法，每轮一个组巡视两家，13个组同类同步安排、分批集中汇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让巡视利剑高悬、震慑常在。一时间，原本民怨很大的央企反腐败工作被空前看好，仿佛胜利在望。然而，说到底，巡视无法根治央企腐败问题，央企不怕巡视组——央企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制度相当欠缺，甚至长期以来的制度是利于、刺激央企腐败，对此巡视工作最多只能治标。

　　先看不能腐——缺乏有效监督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央企老总们长期享有绝对的权力。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案发后，领导班子成员反映他朝纲独断，企业是其个人的独立王国。未建董事会的央企实行总经理制，权力高度集中。进行董事会试点的央企，由于所有者缺位、董事会建设远未成熟、一把手体制惯性、行政化任免(中央巡视组巡视的为副部级以上央企，负责人属高级领导干部)等原因，一把手体制、内部人控制等相当程度上还存在。

　　权大的同时内部监督不力。纪检监察是国企传统的监督力量。由于纪委书记行政级别低于董事长、党委书记，这种监督实际上是下级监督上级，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外派监事会同时负责多家乃至四五家央企，从而很难实现当期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且以财务监督为主。由是，央企老总们权大、缺乏有效制衡监督，贪腐空间很大乃至成为贪腐的老虎，而非不能腐——顺理成章，央企贪腐频发、问题严重，如2014年第三轮专项巡视，在神华集团，中央巡视组发现，一些企业领导人操控重点合同煤审批权谋取腐败“黑金”，形成较大寻租空间。

　　至于不敢腐：长期以来，法律、国资监管等对央企高管贪腐的查处力度严重不足，这可以从这两年来“突然的”大批高管落马(2014年有70多名国企高管落马;中石油等央企出现非常显眼的窝案)来反推——得益于高层加大反腐力度。既然查处很不到位，即收益大、风险很小，为什么不敢腐?

　　最后是不想腐，说到底这是个利益问题。良好的利益机制可根治想腐的问题。然而，央企的利益机制长期被扭曲。首先，薪酬存问题。按时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的说法，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的管理是半市场化的办法，明显比社会上同类岗位要低，而且低得比较多。央企负责人的平均年薪，2004年、2006年、2011年分别是35万元、47.8万、72万。一些央企负责人，企业规模大、业绩不错，如已落马的华润董事长宋林，年薪数十万元，若按西方大公司主流的薪酬机制，年薪可达数千万美元，相差百倍。对央企高管薪酬半市场化管理，这种机制显然是“反市场逻辑”的。

　　同时，央企非常缺乏中长期激励。限薪、利益机制被扭曲，难道不是刺激想腐?破解之道，原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的观点值得一提：大量的案例证明凡是有经营者、骨干员工持股的企业很少发生腐败，减少国企腐败抓人是治标，建立好的制度才是治本。

　　让央企高管们合法、光明正大地获得市场化利益，可从根本上解决不想腐问题：这方面褚时健早就提供警钟，但时至今日局面仅是小改观。

　　按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今年2月的说法，一个时期以来，国资央企纪检监察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腐败蔓延势头尚未遏制住。央企反腐败方面，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中央巡视组地位特别崇高，作为强大的企业外部监督力量，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央企不能腐的问题。但其对企业而言只是很偶尔的巡视，而非现代企业制度下日常的强有力监督，因此解决不能腐的意义较小，根子还是需企业内部分权制衡的到位。

　　不敢腐方面，日常应该靠内部有效的监督制衡(如民企，吴长江等即使是创始人、董事长，也会因为涉嫌贪腐、违规遭董事会、股东会驱逐，这体现了市场化公司治理的力量)，出现违规问题后法律跟上，巡视组在其中只能偶尔起到一定作用。至于不想腐，关键在于激励机制到位，包括加速推进员工持股，此举与巡视无关。这个意义上，央企确实不怕巡视组。

　　说到底，央企贪腐问题的治本之道是完善公司治理：首先是让央企成为市场化的主体(极少数公益性央企除外)，破除特权;积极优化股权，力推员工持股，尽量打破国资一股独大;完善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强化内部监督机制，这种“震慑常在”会让贪腐者随时提心吊胆(而非偶尔的比如此次春节);薪酬、考核机制市场化——使市场在解决企业贪腐问题中起决定性作用，“贪腐圣地”央企最怕市场化的公司治理?

　　(作者严学锋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财经作家，现供职《董事会》杂志。主要研究公司治理、国企改革。采访了大量公司高管，发表作品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