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谈到中国的外贸及通胀数据并非全是负面(本栏2月13日),也有利好意义。把通胀或物价下降简单地视为需求收紧引致的通缩尤为不当,会导致采用错误对策。中国近年的几个通胀起落周期均属结构性,尤其与农产及食品的生产波动有关,而非需求拉动型的变化。
在这情况下,以宏调扩张来推动需求并非对症下药之举,真正的解决方法是采取针对性产业政策,对生产波动进行反周期调控。中国在这方面已有丰富经验,如当猪肉供应短缺导致价格上升时,当局便会采取扶助猪农增产的政策。当国际商品价下挫冲击国内矿物生产时,也会考虑以增加库存等办法来减低不利影响,目前便是增加石油战略储备的良机。
笔者已多次指出,中国近期的增长下滑,主要是对投资需求管理不当所引致。在当局已加大推动力度下投资将逐步升温,增长下滑将被制止并转向回升。这个过程如管控得当,今年内当可出现止跌回升的拐点。问题反是目前全国上下有一种习非为是的倾向,误以为经济放慢便是好事,是必然和合理的,实乃文过饰非的掩藏管理不善伎俩。由此引发的一个危险的政策倾向,就是要以不断的“双降”(即降息降准)来推动经济。这不单不能有效推动增长,还会令中国经济的高杠杆化困局恶化。
故必须警惕一种以为GDP增长愈低愈好的偏向,如有官员指“十三五”计划期间年均增长有6%便可以。
实际上如果增长能快一点而不去推动,特别是不达至潜在增长率水平,将会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每低一个百分点便等如损失了约6000亿元人民币的收益。为官者鼓吹低增长实是对国家及人民的失职卸责。何况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必须尽可能加快发展。
面对人口老化,中等发展水平陷阱及人民对生活质素的要求提升,只能由加快发展来满足新需要和解决新问题。此外,随着美国不断部署围堵,中国必须以加快发展来尽快增强反制能力。
在科学分析恰当增长速度时,除了要求尽力实现潜在增长外,还应掌握好结构调整、改革与增长的辩证关系。现时不少评论认为为了调整及改革,要容忍较低的增长。
实际上这不宜一概而论,因为会有不同的可能情况出现。有些改革如放宽限制等立竿见影,很快便可带来增长动力。另一些如去杠杆化及去泡沫化等,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压抑增长。无论如何从长远看,有效合理的调整及改革均有助推高增长。
另方面,维持较高增长也可为改革及调整提供较佳的环境,有助减低相应的转变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