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未来几个月里,央行现任副行长胡晓炼和李东荣将卸任副行长职务,前者将转任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后者则将因年龄到线而正常退休。目前还不知道谁将填补两人离任后空出来的岗位。
央行副行长的离任,尽管有媒体作出了预测报道,但并未在市场上引起很大关注。这当然有因为人员变动只是副职的原因,但也表明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和调控中,央行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就是央行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部门,并不具备独立操作的条件,因此,副行长都有哪些人担任,对于市场来说,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
实际上,不要说是央行的副行长,就是央行的行长,在市场看来,也缺乏独立决策货币政策的条件。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3年就任,按照我国对正部级官员的不成文规定,他在任期满10年,也就是2013年政府换届的时候就应该卸任,事实上周小川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被选举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即表明当时中央政府已考虑换人。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在这一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产生的新“内阁”中被留任继续担任央行行长,这使他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唯一的同时在政府中担任部长级官员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官方对此未提供解释,一个可供猜测的原因,也许是新组建的国务院短时间内寻找不到合适的央行行长人选,而周小川已有的10年行长经历被证明他是一个出色的行长,需要他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作用。
确实,周小川在担任央行行长期间,以其鲜明的个性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尊重,在国际金融危机发作的前几年,他频频出现于国际舞台,舆论将他与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相比,他获得了“人民币先生”的尊称。但是,不管周小川怎样出色,毕竟年龄不饶人,已经“超龄”的周小川是否能够干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的最后一刻,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最近两年,也就是周小川任期延长的这两年,周小川已经不再像前10年那样频频亮相,经常发表一些引起世界关注的言论了,这是否意味着他正在淡出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不管怎么说,中国央行的行长、副行长在未来一两年内陆续换上新面孔,已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这种人员更替是否能够给央行带来什么变化,则是市场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
周小川续任央行行长的这两年,正是中国经济内部与外部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就内部来说,在经历了以投资扩张型推动的GDP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开始面临发展瓶颈,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时期,原来那种以GDP高歌猛进为标志的经济增速开始减缓;就外部来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欧日等西方经济体频频推出货币宽松政策,尽管美国已经结束货币宽松,但近期欧盟推出的庞大购债计划再次引发全球性的货币宽松,导致出现全球性的货币贬值,对人民币形成巨大压力,人民币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被迫升值过程后也出现了贬值走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货币政策如何恰当地配合实体经济的运行,既不能因为信贷过于膨胀而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又不能因为信贷过于紧缩而导致经济运行停滞,成了一个难题。但是,当政府仍然对经济调控握有全面的权力的时候,央行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执行机构,能够发挥的主动性其实很有限。
最近两年来的货币政策实施过程表明,央行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的成就并不是很理想。以前,为了服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总需求,央行连年增发货币,尽管人民币在与美元的博弈中处于下风而不断升值,但在国内却因为这种不断的货币超发而出现了购买力下降的问题,导致人民币深陷“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僵局。现在,面对经济增速难以提高的困境,政府因为担心经济运行回到老路上去,因此对货币宽松又显得十分迟疑,即使在通货紧缩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也只推出了十分有限的降准降息措施,而由于金融市场的结构没有理顺,通过这种有限的宽松释放出来的资金并没有如愿进入实体经济,反而有相当部分流入了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加强了市场泡沫的堆积。但是,正是由于央行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总需求,因此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种责任都归咎于央行,那可能又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曾有一次,有媒体追问周小川关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息是否会调整的问题,周小川曾经坦率地表示:“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的。”这或许是周小川面对媒体释放的“外交语言”,但不妨也可视为他的无奈心情的表露。在现行的经济体制之下,一个央行的行长无疑是不可能承担起宏观调控的全部责任的。要让央行真正成为金融市场的决策机构,就必须赋予央行超脱于政府的金融政策决定权,而这是央行自己无法做到的。
央行两位副行长将要离任,这使我们有机会对央行打量一番。央行的尴尬,其实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尴尬。央行应该成为像美联储一样独立决策货币政策的一个机构,而不是只听命于政府,配合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行政部门。但是,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央行的行长、副行长们,有足够的信心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吗?
(作者周俊生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以财经时事评论为主要写作方向。著有《金钱的运动》、《资本的沉沦》、《中国股市批判》等书。)